(四)解脱与涅槃。为了排除人生疾苦,佛教提出“解脱”。所谓“解脱”就是“离缚得自在”,也可谓脱离被束缚被奴役的生活,而获得自主自由的地位。为此,佛典大力宣传人的自我修养。梁启超对此极为赞赏,认为这种修养是积极而有益于人类的。他将佛家的修养归为“慧解脱”、“心解脱”两种。前者指从哲理和智慧方面求解放,后者谓从情意方面获解放。具体有三点:①智慧的修养。主要指从哲理上、知识上去理解佛典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一面观察世相,深通因缘和合无常无我之理,不受世俗杂念之所缠绕;一面确认理想界有高纯妙乐之一境,向上录求”。②意志的修养。分两个层次:一是向“无我”的高峰攀登,去掉一切庸俗的欲望,不要做“我”的奴隶,不要为小事而烦恼;二是为大而高尚的目标奋斗不止,“勇猛”、“精进”、“不退转”。③感情的修养。就是让世人树立一种同情心,所谓“万法以慈悲为本”。 涅槃(梵文Nirvanna的音译)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究竟指什么?佛典称只有达到那种境界的人才可体会到,反正是一种极美好极高尚的玄乎其玄的意境。梁启超讲:“大概是绝对清凉无热恼,绝对安定无破坏,绝对平等无差别,绝对自由无系缚的一种境界。”(同上,第25页)佛典的一切说教都是为达这一目标。 除上述四点外,梁启超还写了《印度佛教概观》、《说无我》、《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等,从许多方面阐述佛教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就梁氏自己的理解,佛典千条万条,不外乎上述四个方面。显而易见,梁氏笔下的佛学理论简明、概括、通俗易懂又多带有现代气息。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又对佛学理论作了总体概述,提出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这是对佛典的现代理解的高度升华。梁氏指出:“佛家所说的叫做‘法’。倘若有人问我法是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就是心理学。’不信,试看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家说的百法,除却说明心理现象外,更有何话!试看所谓五蕴,所谓十二因缘,所谓十二处十八界,所谓八识,哪一门子不是心理学,又如四圣谛八正道等种种法门所说修养工夫,也不外根据心理学上正当见解把意识结习层层剥落。严格的说,现代欧美所谓心理学和佛教所讲心识之相,范围广狭既不同,剖析精粗亦迥别,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就学问大概的分类说,说‘心识之相’的学问认为心理学,并无过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8,第40页) 客观地讲,梁启超的这种论断是颇有见地的,说穿了,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修养。它是通过各种人生的哲理并杂以不少玄学,结合现实生活劝人如何解除烦恼,追求一种“无我”的生活境界。佛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信奉,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其中重要一条是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相互竞争、相互争斗、相互欺压并产生无限悲哀、无限烦恼,渴求超脱这一“苦海”的共同心理,给凡夫俗子指出一条走向彼岸“极乐世界”的道路。尽管“彼岸世界”是虚无缥缈、可望不可及的,但越是虚幻的东西有时则越能吸引人,越符合众多民众尤其是不满于不自由的现实生活的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讲佛学是心理学是很有道理的。 梁启超偏爱佛学。他的佛学理论只有颂扬,没有批评,更谈不上发展。其实,佛典并不象梁氏所讲的那样完美无缺,佛教本身的欺骗性和理论上的误区是显而易见的。佛教在中国上千年的流传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特殊物质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人是天地间最复杂的动物,人对自身的理论解释只能是相对的、阶段性的,或者是瑕瑜并存的。佛学试图构架一种完美无误的人生理论,本身就步入了误区。因而其理论说教也只能是正确和谬误并存。梁启超尽心竭力的佛学理论阐释也就不会绝对正确,而只能是阶段性的和相对性的。这样来理解梁氏的佛学研究,就较为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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