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就是中西之间的冲突已大不同于古代史中的任何一次与外族的冲突。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强大与其文化上的优越，使中西之间的差异十分悬殊，中国明显处于弱势。而这弱势又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其后果则是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失落感：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下，巨大的耻辱卑屈感日渐淹没着民族自尊心；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冲击和诱感，强烈地动摇着民族的优越感；而面临强大外侮之下国内政治却日益腐败的现状，更导致民心的失望和涣散。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心遭到严重蔑视，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日益淡化的时代。近代改革者们无不注意到这个问题。孙中山及其那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派在海外更是深感一种巨大的压抑，甲午战后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特别活跃，正是由于身受日人对中国人的强烈卑视所刺激的。而以振兴“民族魂”为号召，正体现了革命派们已深悟要振兴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力量是解救民族危机的迫切任务⑥。因而决定孙中山的“民族革命”遵循以振兴民族精神的途径来发动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正由于近代社会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淡化的现状，使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口号不能不带上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强化“华夷之别”的种族对立观念来稳固民族独立自强意识；以强化“大汉族主义”观念、强化对汉文化至尊优越地位的高度认同感来恢复民族自尊自信心；以“排满复汉”鲜明的民族复仇主义口号，来鼓起民众的爱国精神以结成更广泛的反清联盟。
    此外，近代历史背景尚有另一鲜明特征不可忽视：社会变革的异常急剧多变使民智远远赶不上。因而，为了防止“曲高和寡”，改革者们乃努力以更合乎民众接受水平的斗争口号去争取民心，从维新派的“保皇”到革命派的“排满”，则都体现这一精神。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为什么不是以反帝而是以反满作为基本内容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反满在当时社会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平衡，反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还并不重要，而满清的黑暗统治则使全国人民直接深受其害其苦，尤其使广大汉族人民备受“种族屈辱感”的压抑⑦。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氛围更适於反满运动的发动。所以，孙中山将“排满”作为民族革命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固然是针对了满清封建统治造成中国落后，贫穷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迎合了广大汉族人民对满人的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出于这一点，其斗争口号必然带上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对斗争的发展有着极强的策略意义。近代改革先驱们在斗争中都非常注意使用灵活的策略口号，这也是他们处在近代变革急剧状况下所形成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斗争风格。孙中山照样无法避免这个历史条件的局囿，所以他在理论上虽也一再强调只针对封建统治者，但在实践口号中则充斥着体现强烈种族对立色彩的“鞑虏”、“野番贱种”等等称谓。
    从上述两个现象可见，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口号中，不仅是袭用了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与意识，而且这种袭用在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更强烈地浓化和张扬，乃致使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实践带上过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正是悲剧产生的症结所在：民族主义色彩的过分渲染，不仅使这场旨在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民族革命”放过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外国侵略者，而且也放过了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个大敌人－－封建主义。因而清王朝虽然推翻了，但旧有的一切没有得到改变，民主革命的真正目的没有达到。而更令人困感的是民心仍然处于“一盘散沙”之状，民族凝聚力淡化的现象不仅不能得到扭转，反而因为中央大一统集权统治秩序的被打破，则以军阀割据的分裂形式使之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三
    这悲剧意识里存在着一个多么大的疑问呀！为什么以着意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民族斗争口号，却没有真正的提高民族意识？没有真正的凝聚民族团结呢？－－这里是否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以源远流长、具有强大凝聚作用为著的传统民族精神，为什么不能再成为近代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支柱？
    应当承认，“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概念，一个民族在它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形成它独具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成为它在向前发展中应付各种新挑战的有力背景和重要支柱，而不致于使之失去自身的独立生存地位。中华民族也毫不例外，而且还以其历史最悠久，古代文明最发达使其民族凝聚力的传统色彩更强烈。可以说，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其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典时代（包括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形成和发展得非常牢固，并具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一种支撑中华民族强劲且绵长的生命力的民族精神。
    那么，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难道就是孙中山“民族革命”实践中所强调的“华夷之别”、“大汉族主义”这些包含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观念吗？难道我们常自得夸耀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中最有光彩的“爱国主义”，也就以这种观念来表现吗？
    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的民族精神，诚然有很丰富的内涵，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因素，但也不可忽视，由于特定的民族历史背景，使中华民族传统凝聚力的意识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非常强烈的严格“血统”的“华夷之别”观念、强调汉文化至尊的“大汉族主义”、渲染民族复仇意识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正是特定的民族历史背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意识里，难以摆脱一种极强的封闭色彩：频繁的外族入侵，在强化了民族自立自强意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强化了“非我族类，必存异心”的华夷对立观念；而始终保持的文化至尊地位，在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长着“唯我为大”、“唯我独尊”的自大封闭心态。不能否认，在古代历史背景下，传统民族凝聚力的积极意义非常突出，而在进入近代以后，则以它的封闭特征使其消极色彩明显表现出来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要看到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民族不仅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强大武力侵略，而且受到远胜于己的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巨大冲击。这种文化冲突更导致民族卑屈心理的日益见强，无形中就不断削弱和否定着“大汉族文化”至尊优越的意识。而再欲以这种意识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容，则显得虚弱苍白、甚而是滑稽可笑的了。再者，正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使处于民族危机下的中华民族其所面临的选择，不仅仅是如何将侵略者赶出国土；而更重要的是，必须要进行一场社会变革，才能使自身在当时已是资本主义瓜分狂潮正盛的世界局势中得以生存。这一社会变革又由于中西文明的差距使之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中国必须要奋力挣脱封建主义那古老而坚实的绳索束缚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这一点决定了从旧时代带来的一切思想和观念，都必须经过改造和更换才能适应这新时代的挑战。而作为传统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和观念，由于其本身不可避免的封闭色彩，使之不能再完全适用于近代社会：强调了“华夷之别”，强调了“汉文化至尊”，不仅仅是排斥了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而且是在自我封闭中将封建主义更完整地保留下去；强调了“种族对立”，强调了“民族复仇”，也不仅仅是忽视了真正的民族矛盾，使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危机不能解脱，而且也严重掩盖了近代民主革命中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从而使自身更为封闭起来。近代社会变革所需的精神应以开放、变通为特征，因而，传统民族凝聚力的封闭色彩，使之与近代社会的变革氛围格格不入，难以融通。
    为什么中国不能象西方那样，可以以复兴古典精神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创造近代文明呢？这在于中西古典精神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因而风格各异。作为西方古典精神的精萃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由于其海洋文明的特性，使开放性、变通性更强，这与近代社会变革的精神特性容易融通。而从农业文明、以及频繁处于外族侵扰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则难以摆脱其更注重稳固不变，封闭自守的特征，这与近代社会变革所需的精神特性则相去太远、难以融通了。所以，在进入近代以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批近代改革先驱者们，意图要依靠传统的民族精神来增强民族凝聚力，都没有收到乐观的效果。反而因为某种程度上过分的强化和渲染，使之成为改革运动中一种具有惰性的破坏力，从而引致民族意识更加颓废，民族凝聚力更加淡化。辛亥革命后的现状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