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绅权势力发展概况
    绅权势力在近代中国迅速发展，以湖南尤甚。究其原因如上所述，除各种共同因素外，特别与湘军的兴起及其影响有极大的关系。由于湖南为湘军的故乡，湘军将才、兵源、饷源的基地，因领兵、筹饷等而致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以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矧通显既多，将互相汲引，一时攀鳞附翼，泰运同襄，亦固其所”⑤。
    据同治四年（1865年）即湘军等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第二年编纂的《搢绅录》载：其时湘人之任督抚者10人，包括总督6人，巡抚4人，即：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渐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云贵总督劳崇光，总督淮扬等处并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彭玉麟，直隶总督刘长佑，兵部侍郎、前渐江巡抚曾国荃，湖北巡抚郑敦谨，陕西巡抚刘蓉，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开藩陈臬者9人，即：渐江布政使蒋益澧，四川布政使江忠濬，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云南布政使刘岳昭，直隶布政使唐训方，浙江按察使杨昌濬，福建按察使王德榜，云南按察使赵焕联，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另外，还有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发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及西藏、蒙古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文武彬或，蔚为国华”；“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⑥。
    这种情况，继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终晚清时期，湖南人先后担任督抚者增至37人，其中任至总督者达17人，除上述6人外，还有刘岳昭，杨昌濬、刘坤一、李兴锐、黎培敬、谭钟麟、谭继洵、袁树勋等人。查近人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表》，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各部侍郎、内阁学士、京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防大臣、提督、会乡试考官、军事统帅、特派使节、总署大臣、出使各国大臣，以及新设各官等重要职官，共799人，除满蒙亲贵外，计530人，其中湖南籍职官为52人，约占总数的1/10；仅次于江苏省（78人），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二位。
    “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初非导致”⑦。官僚队伍的扩大，直接导致地方绅权势力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不断有些官僚功成身退，或告老还乡，或因事削取回籍。如：丁善庆1837年任广西学政，不久以母老辞官返湘；陈湜于1873年镇压河州、西宁回民暴动后，辞去军务归里；周汉曾参与收复新疆的战争，官至陕西侯补道，1884年因弟丧请长假回湘；王先谦历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1889年卸任返长沙；叶德辉1892年授吏部主事后，次年即回湘不复出；黄冕早期历任上海、镇江等地知县、知府，1842年因裕谦抚英殉难事被参谪戍新疆，不久返回湖南；郭嵩焘宦海几经浮沉，1866年由署广东巡抚开缺回籍，1875年重新起用，曾任驻英、法公使，受到守旧派猛烈攻击，1879年返国，居留长沙，郁郁终世，等等。尽管他们一生的经历、遭遇彼此有异，但退居地方后，凭着他们原有的地位、声望和诸种关系，仍为“一邑之望”，各自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着有影响的活动。另一方面，不少官僚，特别是一些达官显贵，在封建制度的特定条件下，或者在其生前，或者于其死后，都曾荫及其子孙、家族，所谓“封妻荫子，扬名显亲”。查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生前或死后被赐封侯、伯、子、男世爵者，有黄翼升、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曾国荃、萧孚泗、李续宾、刘松山、刘锦棠，李臣典等10人；被赠封骑都尉、云骑尉、一云骑尉世职的，更多达2000余人。所谓世爵，即世代继承的爵位；世职，为父子相袭的官职。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袭一等侯；次子纪鸿、孙广钧，均赏举人；孙广镕赏员外郎，广铨赏主事。左宗棠子孝宽赏郎中，孝勋赏主事，孝同赏举人；长孙念谦，袭侯爵，特旨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胡林翼子子勋，袭三等男，赏举人。李续宾子光久、光令，特赏举人，光久并袭三等男。刘松山子鼐，以道员袭二等子。如此等等。
    达官显爵多，因军功而保举虚衔者为数更多。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多达6319人，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众多的武职人员退役还乡，凭着他们拥有的军衔和威势、阅历，成为地方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势力。以地域论，这些人多半集中在湘军将领籍贯所在的县份，其中首先是湘乡。湘乡一县，迄光绪初叶，历保游击以上武职人员达2490人（提督181人，总兵411人，副将579人，参将569人，游击750人），占全省总数的1/3强。这对探究湘军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极具典型意义。湘乡而外，军功保举人员较多的县份依次为：宁乡－－468人；湘阴－－352人；长沙－－333人；湘潭－－302人；平江－－257人；善化－－224人；凤凰厅－－191人；衡阳－－151人；新宁－－140人；邵阳－－109人；衡山－－103人。以上12县，合计保举游击以上武职人员5120人，占全省总数6139的83%！这些县份，是湘军将领集散之地，也正是全省绅权势力最为发达的地方。
    科举一金，也是湖南绅权势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湖南自道光二十年迄光绪十年45年间（1840-1884），共录取进士205人；举人（正榜）1251人，另恩赐举人102人；贡生、生员为数更多。在封建等级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某种功名，是下层社会成员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都能授职为官的。从上述录取举人的1251人为例，迄光绪十年（1884年）止，获得各种官职的仅为499人，占总数的1/3略强⑧。至于为数更多的生员（秀才），能够进入官衙的，就更为屈指可数了。这些未能如愿仕进的举贡生员们，在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极为有限的历史条件下，在文盲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乡村社会中，由于他们已取得的功名，仍然受人尊敬，成为高出于平民之上的绅士。
    至于捐纳出身的绅士，湖南因经济相对落后，在全国不居重要地位，但也不乏其人。例如：邓仁堃以知县丁忧回籍，服满后损资为知府；唐炯早年捐资为知县；左孝同、蒋德钧捐资为道员；德麟捐资为州吏；朱德裳捐资为衡州府学训导；等等。他们后来有些迅速跻身官场，相当一部分则以绅士的身份留在地方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也有少数工商业者通过捐纳谋取出身。如陈文玮捐资为湖北补用道，黄锳捐资为淮北盐大使。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朱昌琳，他以经营杂货、谷米、盐、茶贸易起家，虽未正式损资为官，但依恃其丰厚资财，与官府紧密结合。光绪三年（1877年），他受托办理陕西、山西赈灾事务，叙功为道员，加按察使衔；随后在维新运动中，他从经济上支持湖南新政，并大力举办地方公益事业，如开凿长沙新河；晚年受保举，奉旨特授内阁学士衔，显赫乡里。此类人物，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逐步增多，在湖南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各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也显示着绅士结构的变化和内部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