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壮大起来的绅士阶层，在湖南社会发挥作用，其主要途径和表现大体在三方面。
    其一是举办团练或者应聘入幕参预地方军政事务。不少湘军将领，包括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杨昌濬、蒋凝学、刘典、李续宾、刘坤一等，大都由在地方举办团练起家，其时他们都是在籍绅士；就连曾国藩也是以丁忧在籍人员的身份，帮办湖南团练，从而建立起湘军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此后，各地团练大都由绅士掌握，成为地方治安的主要维护者。至于幕僚参政，湖南在全国可谓最早也最为突出。时人朱克敬曾写道：“咸丰初，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承平久，官益尊，政益敝，民隐不得上闻，巡抚教令中隔，拱立受所司欺漫。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使通宾客，日夜访民疾苦，吏有奸，山泽有盗，巡抚辄知之，远近骇以为神。及骆秉章再任，益遵张法，练兵、转饷、防盗，多参用士人，事皆办，颇胜他省。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⑨。湖南大量礼聘绅士入幕赞襄军政事务始自咸丰初年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其后各任巡抚态度或有不同，而此项制度基本滑袭不变。著名的幕府人物，上引资料突出提到的左宗棠，确系第一位关键人物。左宗棠以一乡居举人，应聘出山，历张亮基、骆秉章两任政府，两佐湘幕，一佐鄂幕，筹画办理军务，历时8年之久，所谓“八年戎幕坐啸”⑩，对把湖南建成湘军的可靠后方、镇压太平天国的牢固基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左宗棠而外，当时湖南巡抚幕府，尚有郭崑焘、黄冕、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等一大批人物。郭崑焘是郭嵩焘的弟弟，举人，后保至内阁中书、四品京堂。他与左宗棠同时入湖南抚幕，主要担任筹措军饷，在湖南设立厘金、盐茶二局。左宗棠离湘后，他仍留湖南幕府，而且受到骆秉章以后历任巡抚毛鸿宾、恽世临、刘昆的倚重，相率延留，历时达20余年之久，成为在幕时间最长、在湖南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一位幕府人物，以致王先谦说他“大吏屡易”，而受委专任不变，“晏处闾里，其勋泽常在天下”（11）。黄冕当太平军掘地道轰攻长沙期间，出重赏集砖石，并亲自率丁壮抢修城墙。1854年（咸丰四年）冬，他受委监造炮位，制成大型劈山炮。1855年，他首先设厘局于常德，接着请准于省城设立厘金局，一切规画皆其手定，是为湖南抽收厘金之始。继后，又与郭昆焘等开设盐茶局、东征局，专为湘军提供饷需。丁善庆、陈本钦等则当湘军水师建立后，在骆秉章、左宗棠的号召和支持下，自行捐资设立船炮局，制造船炮，接济水师。如此等等。绅士入幕在湖南军政事务中的巨大作用，确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是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近代湖南教育体制，同全国各省一样，有官学（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私塾诸种名目。湖南官学素不发达，义学、私塾属初级教育，且多僻处山乡，规模狭小，影响不大，而书院则久负盛名，颇称发达。衡阳石鼓书院创始于唐朝，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历久不衰，鸿儒博学往来讲学，达官名士多出其间，成为闻名中外的“千年学府”。史传全国六大书院，湖南即届其二，即石鼓、岳麓。晚清时期，长沙著名书院，除岳麓书院外，尚有城南书院、求忠书院，统称省城三书院，在省内外颇具影响。此外，省内还有衡阳船山书院，宁乡云山书院、益阳箴言书院、湘阴仰高书院、平江天岳书院、道州濠溪书院、邵阳爱莲书院、桃源漳江书院、澧州澧阳书院，等等。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录载，其时全省共有书院277所，其中长沙府77所，衡州府34所，澧州28所，永州府21所，郴州20所，宝庆府19所，大体反映了省内教育较为发达的几个地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各书院的山长、主讲、特别是一些较重要的书院的山长、主讲，几乎都由著名绅士担任，他们或为硕学鸿儒，或系致仕文职官员。咸同前，他们一般由省内最高一级的巡抚、学政委聘；至同光间，则多由本地绅耆推举。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是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12）。如首屈一指的岳麓书院，此一时期历任山长有：丁善庆、周玉麒、徐棻、王先谦。其中丁善庆主院23年，徐棻主院22年；王先谦作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时当戊戍维新运动前后，主院10年。城南书院历任山长或主讲有：贺熙龄、胡达源、孙鼎臣、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左宗棠早年曾被巡抚吴荣光委聘为醴陵渌江书院主讲。郭嵩焘去官后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并亲自担任首任主讲。王闿运也曾任思贤讲舍主讲，后又任衡阳船山书院山长。皮锡瑞则先后主讲桂阳州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如此等等。他们均在培养人才、维护教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其三是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包括宗族、社团、族田、社仓、学田、差徭、捐赈，以及各项公共事业的举办、民事纠纷的调解等。“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举，必与绅士协议。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的兴废”（13）。与被选聘担任书院山长不同的是：书院山长必选学有专长、品行端庄的硕学鸿儒担任，而地方族正、社首等则“以贵贵为主”，即以原来的官阶、社会地位和实际权力为转移。因此，其中固然不乏造福桑梓之辈，但其顽劣者则乘机朘削盘剥、武断乡曲，为所欲为，成为欺压人民的土豪劣绅。绅士包揽地方事务，这在各地带有普遍性，但对上层社会和政局发展，影响相对不大。
    绅权势力的发展与地方官僚势力既互相依托，又不可避免地彼此发生矛盾，摩擦时有发生。这一点，在湖南表现得十分突出。左宗棠、郭昆焘、黄冕、裕麟等在骆秉章幕府时，包揽军政、财务大权，权倾省府，引起不少官僚特别是一些监司、提镇大员的忌刻和不满，流言四布，蜚语纷传。他们戏谑地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隐示骆秉章官衔右副都御史，左宗棠权势尚在骆秉章之上；或造谣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用意都在挑拨骆秉章与左宗棠等的关系，打击、排挤参政的绅士。幸赖骆秉章胸怀宽宏，顾全大局，对左宗棠等“相知相信”，力为解释，主动承担担子，才使这场风波逐步平息下去。骆秉章说：左宗棠等所办的事，都是“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的，“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14）。这表现了骆秉章的开明和远见，能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团结一大批幕府人物，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骆秉章离湘后，这种官绅关系协调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吏恶其（指居幕绅士）害己也，争为蜚语撼上官；而绅士所为，又不能尽如前日。于是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绅士为先务”（15）。只是在同治年间（1862-1874），由于绅权势力方兴未艾，官府的这种屈抑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有这样的记载：“某公附肃顺，得湖南巡抚。既至，恶绅与官事，谋至去之。凡兄骆秉章、左宗棠所用官绅，皆批根督过。于时湖南诸将方经营江浙，为天下倚重。闻某所为，则大怒，巡抚所劾，皆奏调赴军；且日求某阴事，将共奏之。会巡抚以国丧娶民女，为属吏所讼，乃大窘，更诣诸绅谢，任以事，又礼加焉。”（16）这是相当典型的。“某公”，当指毛鸿宾。至同治未光绪初，巡抚王文韶又开始排斥湘籍绅士，而较多地引用江浙人士（王为浙江人）。郭嵩焘这时罢官居长沙，政治上不得志，心常郁郁，对此有特殊的敏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夔石（王文韶字夔石）在湖南，动言民心不靖，士心尤不靖。是以裁汰各局绅士馆席，日有孜孜，而欲以靖湖南之人心。乃使江浙之人心荡然流溢湖湘之间，不可禁遇。各局绅士馆席，大率为江浙人盘踞”（17）。郭嵩焘的记载，当然不无夸张之处；然而，他对巡抚王文韶的不满，恰恰是湖南官绅矛盾的一个侧面；而且，王文韶所引用的江浙人士，也仍然是绅士的组成部分，因而并不意味着湖南绅权势力的消落。湖南官绅之间的既相互依托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此后仍然继续存在着、发展着，并构成近代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现象。只是由于官、绅本身各自的结构变化和思想分化，这种关系的表现、性质、作用和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