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对传统“农本”观怀疑、否定、批判的同时，早期改良派提出了商为国本，以商敌商，由商及富，由富而强的一套理论，这是他们“重商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面对万国竞事通商于中国，而我国利源外流的形势，改良派继承了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精髓，借鉴欧美各国的经验，积极寻求中国富强之路。
    第一，从对外贸易着眼，以扭转外贸逆差为突破口，考察“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欧美诸国无不以商致富，英、美、法、俄、德以及英属之印度，“尝居其邻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货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货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货者不利。”（15）他们把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作为衡量一国贫富的标尺。鉴于此，他们提出：“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而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永散之财不复散。”（16）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其一，要使出口货多，就必须精求中国固有之货如丝、茶等令其畅销；其二，要使进口货少，就须仿造外洋之货如洋布、洋纱等敌其销路；其三，要使财常聚而不虞其散，就须开矿山自有之财。不难看出，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已包含有发展本民族工商业、以抵制外国商品倾销的内容。
    第二，从“商战”与“兵战”的比较中突出了“商”的地位。郑观应认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夺取中国的经济利权，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17）经过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兵战”、“商战”和“传教”三种方式进行比较，认为经济侵略最危险。“洋人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侵略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18）郑观应在《商战》中对列强的侵略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之，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战？”故而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9）郑观应的“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20）的商战学说是在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早期改良派的共同愿望和呼声。改变外贸逆差，扭转财政危机，只有与列强展开贸易战，否则“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21）。
    第三，从富强之源来考察“商”和“商民”的作用。“富强论”是早期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积习难改的历史状况，迫使他们去思索、探求。“商富即国富”（22），“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23），反映了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实质。他们认为：“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24），富强之本在民富。“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25）。反过来“非商不足以养兵”，“商民可富，饷源可充，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实在于此”（26）。可见中国欲求强必先致富。
    早期改良派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考虑和观察社会经济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富国之本，这点体现了他们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本富观”，即封建农业经济是富国之基础的差别。他们以通商为手段，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富强国为目的，确信通商既可改变国内市场为外国所占据的局面，“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27）。求得富强，又可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想，根源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反映和表现一定时代的社会矛盾。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产生正是当时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的反映。
    首先，西方列强经济侵略加深，利权丧失严重，是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产生的直接根源。据统计从1877年到1894年的十八年中，平均每年入超18391000海关两（28）。因而薛福成尖锐地指出：“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29）中国在中外通商中利源外流的状况，深深地刺痛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他们认真思索，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郑观应讲到：“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30）惟其如此，中国才可恢复利权，谋求富强。早期改良派从解决现实社会矛盾入手，以对外贸易为突破口，谋求祖国富强，正是他们的共同思想；振兴商务，以商立国，发展民族工商业，是他们的共同理想。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其从诞生伊始即有反对列强经济侵略、收回利权的积极因素，这是西欧重商主义所不具有的。王韬在其《越南通商御侮说》中直接了当地提出了“通商可以御侮”（31）的观点，恰好说明了这点。
    其次，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义”也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产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们“洋务派，在历史大潮的推涌下，被迫充当着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拓者的角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一批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次第创办。到70年代，在官督官办的洋务企业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私人资本主义小企业。此时，在国内资本的构成中，就出现了两部分：一是封建国家资本的投资，一是地主、官僚、商人积累起来的私人资本的投资。由于资本构成的不同，因而就出现了代表不同资本利益的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前者代表国家资本的利益，后者成为私人资本的代言人，前者产生于60年代，后者出现于70年代。二者虽都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海外贸易、以求国家富强的愿望，但由于其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分离和最后的分歧。洋务派关心的是封建政权的理财、开源、筹饷等，并对私人资本的代表－－“商民”有所压制；而早期改良派虽是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的，但他们作为私人资本的代表，考虑更多的是“商民”的利益，对封建国家的依赖性较少。正因如此，他们展开了对传统经济范畴的批判，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批评，在此基础上把“商”放到了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这既反映了他们认识的局限性，也体现了他们不同于洋务派思想的进步性。
    注释：
    ①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24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七。
    ③⑤⑥（14）（17）（18）（19）（20）（25）（30）夏东元：《郑观应集》，第591-593页、第614页，第596页、第593页、第615页、第121页、第586页、第596页、第595页、第74页。
    ④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稿》卷三。
    ⑦⑧⑨（10）（21）（22）（27）（31）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二，第45页；卷十，第299页；第六，第159页。
    （11）（12）（13）陈炽：《续富国策》卷三，第7页。
    （15）（16）（23）（26）马建忠：《适可斋纪言》。
    （24）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刻自叙》。
    （28）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第58-59页。
    （29）薛福成：《筹洋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