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是近代四川的著名学者。他家学渊源深厚，9岁时已能日读书数十册，被族人视为神童。可惜他英年早逝，年寿仅36岁。但他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235种著作，涉及经、史、子、集诸领域，字数逾千万，被学界誉为天才学者。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来到成都，四处寻访刘咸炘的著作，“认为先生乃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1]15。与刘咸炘交游甚笃的川籍史学名家蒙文通，也由衷地称赞刘咸炘的学识，“吾读刘先生书，叹未曾有，足以开人心目”[1]8。陈、蒙二氏的评价，对于人们认识刘咸炘的史学成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咸炘不仅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有成就的教育家。1916年，年仅20岁的刘咸炘执教于“新中国成立前成都最有名的书塾”--尚友书塾[1]20。刘咸炘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他加入后，尚友书塾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①。此后，刘咸炘还与蒙文通、彭云生、唐迪风（唐君毅之父）等人共同创办了敬业学院，担任哲学系主任。1926年，他又被著名教育家张澜聘为国立成都大学教授。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组建为国立四川大学，刘咸炘继续被聘为国立四川大学教授。从20岁授徒直到病逝，刘咸炘做了16年的塾师和6年的大学教授，在教书育人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培养了许多新型的历史专业人才。据刘伯榖回忆说：父亲“讲课时，听讲的人很多，教室坐满了，门窗以外还围立几层人倾听。现在有听过他讲课的人，还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的盛况”[1]25，由此可想见刘咸炘在四川讲学的情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受到教育，他还招收了塾外生。在由私塾先生到大学教授的多年教学活动中，刘咸炘通过对历史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的阐释和长期的教学实践，逐渐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教学思想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为近代的历史教育尤其是近代四川的历史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观事理必于史”：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
    刘咸炘一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这也正是他的志向。他曾说自己是“命定教书，性情境地皆不能作他事，此吾分也。……幸免于贫，未尝仕而教书，则当于教书中尽一分心力”[2]607－608。刘咸炘对自己的尚友书塾塾师这一身份很看重，书塾的教学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研究班款已将齐，约五六千元，可供十名。拟先取八名，留二名以系未得者之望。考者二十余人，五月乃开学。今年塾中学者人数增加四级，共百五六十人，少学亦至五十人。君纯、子安均来，气象较不同。”[2]609这封信是刘咸炘写给得意弟子徐季广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书塾良好发展的喜悦之情。
    刘咸炘还承担着书塾的管理工作，制订了尚友书塾的课程和塾约，反映出他对历史教育的思考。刘咸炘在历史教育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他从理与史的关系上，阐明了历史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吾常言，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说。吾侪所业，乃学文之学，非《论语》首章所谓学也。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3]43
    刘咸炘的这段论述意蕴丰富。第一，他把自己治学的全部对象和内容都纳入到广义的史学范畴里。历史学是刘咸炘学术的核心学问。刘咸炘赋予史学以宽广的内涵：“宇宙三物，曰天，曰地，曰生物。人为中心而有事，人与人合而有二事，横曰群，纵曰史。”[3]18可见，在刘咸炘的思想观念中，社会科学、广义的史学和人事学是对等的。所以，他所讲的历史教育就是一个很丰富又比较明确的范畴。第二，刘咸炘不仅把经归入广义之史中，而且认为“子之言理，乃从史出”。他以经、子入史，其贡献不仅在于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从事理的高度，以史统摄经与子，提高了历史教育之于经学教育的地位，这在近代史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第三，这段话的核心是“观事理必于史”，简明地阐释了历史教育的重要价值。刘咸炘在史学上私淑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章学诚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4]卷一《易教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态特征。在这里，刘咸炘却以历史教育的眼光，提出“观事理必于史”，说明了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
    在阐述了历史教育的这一功能后，刘咸炘又对事理和学史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他说：“什么叫做理？不过是一些事的所以然。事是理的目，理是事的凡。在事上积了许多经验，才得到一个凡。”[5]364“学问的对象止是事。事聚集的所在便是史，四面八方千年万载的事都在这里，所以史学重要。因为史学正是读书人知识高过农、工、商的所在。”[5]365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刘咸炘所说的“理”，包括历史发展的动因和普遍规律；在他看来，读书人接受历史教育，是他们在明理上高过农、工、商的关键。他又说：“理不离事，学以明理，即学以明事。学问无他求，俗所谓懂事而已。故学问之对象，人事而已。”[6]115刘咸炘反复强调，理在事中，事集于史；读书做学问，目的在求理；而明理的途径，在于读史，即接受历史教育。
    在教学实践中，刘咸炘贯彻了他的上述认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为书塾学生编选的《浏览书目》中，历史类书籍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幼学乙级教程中注明：“史授本塾所编《初学史概》，能读者自《通鉴》始。”在幼教甲级教程中，他告诫学生：“史先编年，用《通鉴》；次纪传，两《汉书》为先，兼看《史通》、《文史通义》。”[7]388在少学阶段，他便强调：“史重断代专书，先《太史公书》、《汉书》，次则《后汉书》，事重文精也。《三国》以下又次之。”[7]386刘咸炘这样安排历史课程的内容及次序是有其依据的。按照笔者的粗浅理解，刘咸炘主张在幼学乙级阶段，讲授书塾自编的《初学史概》，目的是让初学者粗知历史发展的梗概；至甲级，难度有所提升，开始接触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史记》和《汉书》，在阅读了这些史书之后，再研读《史通》和《文史通义》，使他们略知史法与史义；进入少学阶段，则令学生研读“前四史”，重视培养他们的史学根基，有所专精。这一历史教育的计划，循序渐进地把学生引入读史、学史和治史的园地中，反映了刘咸炘历史教育思想的科学性。而这一切，又都与他“观事理必于史”的认识相辅相成。
    当然，在制订了课程次第后，还存在一个如何具体地授史、学史、“观事理”的问题。对此，刘咸炘也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