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追寻痕迹。记忆史研究从凝聚着记忆的事件、地点、人物、仪式、群体入手，重点考察这些对象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着眼点不是这些对象本身的真伪和意义，而是这些真伪和意义形成的历史轨迹，尤其是研究历史事件被集体记忆操纵、调整和修改的进程。我们可以以乔治·迪比的《布维纳的星期天》(44)为例略加展开。该书出版于1973年，远早于法国记忆史成型时期，但它之所以被视为记忆史的开山之作(45)是由于该书的第三篇章“传奇演变”(Légendaire)。该书关注的是法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役“布维纳之战”，在1214年7月27日星期天这个不该打仗的日子里(星期天为主日，基督徒应该休息)，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被迫与被革除教籍的德意志皇帝奥托四世及其联军在弗兰德尔地区的布维纳桥边(马克河畔)进行了一场战役，结果奥托四世落荒而逃，联军中有多名大贵族被俘，与奥托四世结盟的英王失地者约翰放弃了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腓力二世由此巩固了已获得的领土，提升了王权的地位。
    迪比在该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这场战役对民族记忆演变的影响。首先，迪比分析了“布维纳之战”神话的形成，这场战役通过13世纪僧侣和编年史作家的描绘，成为“善”战胜“恶”、“上帝战胜魔鬼”的象征，并且逐渐夸大为法国军队以一当十，甚至以一挡百的胜利。然后，迪比指出，14世纪，此战役逐渐被人遗忘，而从17世纪开始，此战役再次浮出水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基佐到魏刚，战役得到不同的解读，最后该战役被赋予民族胜利的意义，成为法国人第一次战胜德国人的战役。在民族情感上，它变得比贞德更重要。1945年以后，这次战争的记忆又一次消失，因为欧洲需要和谐，并在走向一体化，德国不再成为敌人。
    勒高夫在分析迪比的研究方法时指出，迪比“首先将此事件看作冰山一角，然后，他用社会学的方法审视这场战役及其留下的记忆，通过考察对事件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他追踪了该记忆在整体精神重现运动中的命运”。(46)乔治·迪比在1984年该书的再版前言中也总结了他这部分的分析：“我的任务是观察一个事件如何被建构和解构的，因为归根结底，该事件仅仅以人们叙述的方式而存在，因为确切地说该事件是被那些将事件更名后进行散布的人制造出来的；因此，我研究的是关于布维纳回忆的历史，是该事件被人们想方设法逐渐扭曲的历史(很少是无辜的)，是记忆和遗忘的历史。”(47)这样的方法决定了记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件和人物史的研究方面，这是自法国年鉴学派之后法国史学的重要转向。
    3.回溯法(méthode rétrospective)。记忆史研究以现实关怀为立足点，公开地以现代问题为出发点，追溯以往，以满足现代人的现代要求。亨利·卢索(Henri Rousso)1987对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所作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48)有人认为该著作的问世是“法国记忆史确立”的“决定性阶段”。(49)20世纪70年代，法国出现了对抵抗运动神话的反思。根据这一神话，维希政权是法国一小撮投降派建立的，他们是纳粹德国的应声虫和合作者，法国大部分人站在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抵抗运动一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才是法国的正统政权，抵抗运动是正统法国的延续，维希政权是不值一提的插曲。然而，70年代，这种神话被修正派戳穿，新的观点认为，最初大部分法国人支持维希政权，维希政权的一些措施也不完全是出于德国方面的压力，甚至在反犹方面也是如此，维希政权其实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保守势力和新法西斯派力量的延续。因此，这种观点在法国社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卢索的著作并不介入这种非黑即白、孰是孰非的讨论，而是用非常冷静的态度，从现实问题出发，回溯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作者依据1945年以来大量与维希政权相关的“再现”材料(如报刊、文学和史学作品、电影和电视等)，分析了法国1945年以来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最初为“哀伤”期(1944-1954)，主要表现为起诉“合作者”和戴高乐倡导民族和解；第二阶段为“记忆抑制”期(1954-1971)，法国人希望告别痛苦的过去，他们接受了戴高乐所营造的抵抗运动的神话；第三阶段为“明镜破碎”期(1971-1974)，1971年纪录片《悲伤与怜悯》上映和蓬皮杜总统对“合作分子”图维埃特赦所引起的争论打破了平静，使维希记忆再次涌现；最后为“记忆困扰”期(1974年以后)，犹太人的记忆被唤醒，教会和法国国家公务员在维希时期的作用也受到责难。通过回溯，作者发现法国人关于维希时期的集体记忆始终是受现时需要支配的。类似的研究还有关于共产党的集体记忆，(50)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集体记忆，(5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记忆，(52)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记忆，(53)等等。从这方面来看，记忆史研究始终以近现代史为主，也就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