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该书的《民族》卷出版。“民族”是比“共和国”时间更长、内涵更丰富、底蕴更深的概念。“记忆场所”的范围和入选标准由此也进一步扩大了，它们需要一定的“系统性和层次性”。(75)因此，它又被细分为三大部分：非物质的、物质的和理念的。“记忆的场所”扩展到与民族相联系的所有参照物，如领土和疆域，法典，帝王居住和加冕之地，在民族形成中起巨大作用的历史学、物质遗产、风景等。不过，在方法论上，该书一如既往地通过揭示这些“记忆场所”的记忆痕迹，来透视法兰西民族的特性，即通过分析群体意识和群体无意识现象，彰显意识主体的本质。在概念扩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让读者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条目。
    其中一个条目为“士兵沙文”。众所周知，“沙文主义”一词来源于拿破仑军队中的一位士兵沙文。然而作者经过抽丝剥茧地考证以后，发现这位“士兵沙文”是虚无之人。那么这位虚无之人又如何成为一种流行很广的意识形态的来源呢？其中存在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如词典作者的学生搞恶作剧，沙文成为戏剧人物，沙文得到官方认可等，但作者从中看到，“士兵沙文”最后被塑造成“士兵加农夫”的形象是他得以流行的关键。源自古罗马理想公民观的“士兵加农夫”，同样被法兰西民族所接受，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政府所接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最终被唾弃。另一条目为“街名”，作者通过考察法国街名命名体系的变化，指出法国街名命名随王权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而得以纯净化和统一化，采用了人名、历史事件名为主的命名体系，也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体系，而这种以全国名人为主的命名体系，反映了法国对个人成就和荣耀的重视。同时根据对人名命名街道的统计和分析，发现以政治人物命名的街道不仅所占比例多，而且占据了城市的主干道，由此揭示出法国作为政治民族的特性。
    还值得一提的条目是“拜访大文豪”，作者发现近代法国作家中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年轻作家往往会去拜访一些功成名就的大作家，而且这种拜访随后形成拜访者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这种拜访甚至形成了完整的链接，例如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拜访勒南(《勒南家八日》，1888年)、科克托(Jean Cocteau)拜访巴雷斯(《造访巴雷斯》或《被糟蹋的婚礼》，1921年)、莫利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拜访科克托(《幻想十日》)等。作者对这种社会实践进行了“考古”，指出这种实践源于作家作为自由独立个体的存在，并为社会所尊重。同时作者还分析了“访问空间”，即文学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转换，人们先从对文豪作品的想象和思考转到与文豪的真实会面，而后又回归到文学空间，文豪成为拜访者文学创作的依托。等到新媒体(如电视采访)出现以后，这种拜访就成了“记忆场所”了。作者认为，对“拜访大文豪”的研究就是要探究法兰西民族与它的知识祖辈之间的关系，他把“拜访”称之为“大文豪镜子中的法兰西”。(76)
    最后，《统一多元的法兰西》出版，全书大功告成。而此时“记忆场所”概念需要进一步扩展。作者不怕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他认为，“它们的不确定性不会阻碍它们结出丰硕成果，其判断标准是它们的实际运用，它们的模糊性可以成为它们的力量之源”。(77)作者承认，“不可能处理所有法国的记忆场所，因为此书不是百科全书，也不是词典。”但他坚持，“在既定的框架内，必须讲究系统性和连贯性”。他提到，大部分明显的“记忆场所”已经提供出来，而“现在需要构建”记忆场所了。(78)它们是不是“记忆场所”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够赋予记忆场所以意义，它们能够成为记忆场所，是因为这些“场所”能“说出比它们本身更多的东西”。(79)于是，“记忆场所”涵盖了法兰西国家的所有象征物和一切能表现法兰西特性的对立统一：民歌、民间故事、谚语、卢瓦尔河畔的城堡、巴黎和外省的关系、共产主义与戴高乐主义的关系等，记忆场所几乎涉及法兰西的方方面面。于是，《记忆场所》就成了一部新的法国通史，只不过是完全另类的法国通史，作者称之为“第二层次”的法国史。何谓第二层次的历史？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着眼的“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这些因素的效应；不是记忆的行为，也不是纪念活动本身，而是这些行动的痕迹以及这些纪念活动的手法；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时间上的构建、其意义的淡化和浮现；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它们不断地被利用、使用和滥用，是它们不断施加在现实上的倾向；不是传统，而是传统形成和传承的方式。简言之，不是再生，不是重建，甚至不是重现，而是回忆。”(80)从这层意义上说，这就是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表征史和象征史。
    作者本想在神圣化的历史和强迫性的记忆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即将记忆当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以解构神圣化的历史。但最终的结局仍然是回到了原点，历史以新的形式继续为民族神话服务。历史学家仍然无法摆脱“民族”的权杖。因此，该书也被许多评论家批评为“新拉维斯主义”。除此之外，作者也表现出操弄记忆的迹象，如最有理由成为“记忆场所”的拿破仑及波拿巴主义却不见踪影了(唯一条目为“骨灰回归”)，宗教所占的地位与它的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等。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它所展现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视野，不能否认它对法国20世纪90年代史学进步的推动作用，不能否认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此书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第一卷刚出版就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好评，然后才有后面两部分的扩容。该书还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追捧，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记忆场所”概念迅速流行，1993年被收入《大罗贝尔词典》(Le Grand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aise)。人们甚至开始谈论“统一欧洲的记忆场所”，(81)谈论“德国的记忆场所”。(82)笔者忽然想到，中国呢？中国是否也能梳理出自己的“记忆场所”，并通过对这些场所的解读来更透彻地了解我们自己？或许那时我们也可以如皮埃尔·诺拉那样豪情满怀地说，我们“将这些‘记忆场所’变成了我的法兰西，变成了每个人的法兰西，变成了所有人的法兰西”。(83)(将法兰西改成中国便是了)。
    本文曾提交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史学前沿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