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洲精英对“美国化”的抨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知识精英就发出了抵制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呼声，试图维护欧洲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如德国具有见识的记者罗伯特·穆勒大声疾呼整个德国与其他欧洲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美国的生活方式，以把欧洲文化从日常生活事务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中拯救出来。[25]25 战争结束后，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形成了高潮，致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欧洲知识精英以不同的文笔形式消极地描述了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尤其对欧洲生活方式产生强大冲击的好莱坞进行诋毁性的攻击，试图在民众中形成“恐惧”之感，自觉地构筑起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意识。
    1922年，英国学者科利尔出版了一本题目为《美国方式：一种世界性威胁》的书，作者认为，美国生活方式首先“使人类标准化”，其次是“它的标准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所达到的水平”。作者最后提出了“如何抵制美国生活方式的冲击”这一问题。[26]4-5,158-163 这本书篇幅不长，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册子，作者也带有明显赞成社会主义的倾向，但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欧洲激进人士对“美国化”的担忧。法国学者乔治·迪阿梅尔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为欧洲人描绘出美国社会在机器的操纵之下人们变成“幸福”动物的场景。他断言，受美国电影影响的任何人实际正走在堕落的路上。在他的笔下，美国文化是低级趣味的幻想，“给欧洲观光者留下的印象是，人类生活逐渐接近我们所知道的昆虫的生活方式”。[18]12 迪阿梅尔以犀利的文笔为欧洲人提供了美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毛骨悚然的可怕图景。
    马尼克斯·海芩是比利时很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1927年出版了名为《发现美国》的观光游记。他在这本对美国的观感集的序言中写道，“美国电影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影响：通过系统地对任何有问题的事情视而不见，美国电影造成了一种理性冷漠的氛围，它是毁灭我们稳定大众生活的一个因素”。[27]24 门诺·布拉克是当时荷兰一位很有名的年轻学者，他在192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我什么拒绝‘美国’”。布拉克在这篇文章中对“美国”这个在欧洲人脑海中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明确提出了欧洲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在他看来，欧洲主义实质上是欧洲求生存的反应，旨在抵制美国生活方式对欧洲社会的冲击。[28]37-48 对欧洲主义的张扬构成了这篇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位英国评论家1932年写道：“他们的确没有认识到，美国电影导演和公司这种活灵活现地集中于他们大城市的堕落的污点……正在逐渐地破坏世界对美国公民身份、美国方式和道义的尊重，给世界带来这种疑虑，即美国整个国家是有大量的堕落者或白痴所构成，比无用的低能儿和神志不清者更糟。”[29]85-86 这种观点为很多欧洲学者所持有，旨在告诫人们好莱坞影片中所描绘的情节是现代社会的“弊端”，只会导致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的“堕落”。因此，好莱坞中宣扬的价值观显然与欧洲文化格格不入。西班牙周刊《命运》1939年9月刊文指出，西班牙的价值观和美国的价值观迎面发生冲突，美国制造的“每件东西都是对我们的攻击--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美国一直不公开宣传一种国家和宗教理想。在欧洲部分年轻人中间，存在一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电影的危险热情……这种热情总是伴随着对我们自己身上体现出的最深刻和最真实的东西的轻蔑……模仿是趋向祖国解体的第一步”。[30]104-105
    上述这些观点多少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未必会有效地阻止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社会的传播，也很难促进在民众中形成自觉的抵制意识，但的确反映了欧洲知识精英的“忧虑”情感，同时也是欧洲文化中对美国的“偏见”在新时期的体现。按照他们的观点，美国人也许是富裕强大，但他们注定受像亨利·福特那样的商人所支配，这些商人把他们的国人训练成为大众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由舒适的循规蹈矩者和文化庸人构成的社会”[18]2。
    四、如何认识这一时期欧洲的“美国化”
    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欧洲人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普通人来说，美国文化产品丰富了他们生活的选择，给他们的闲暇时间带来愉悦的享受。他们完全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消费美国文化产品的，并非必然意识到这种消费会导致维系国家认同的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甚至逐渐解体。因此，他们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很少有激烈的抵触情绪，除非这种文化与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发生冲突。这恰恰是美国大众文化能够迅速在欧洲“蔓延”开来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也是享有文化特权者的最大的担忧。所以，“美国化的主要恐怖之一是，欧洲绝大多数大众热情地接受它，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些对美国化感到悲哀者也承认，他们深恶痛绝的这种转变是内部力量而不是外部力量的产物”。[31]82-83 当然，对欧洲精英们来说，他们未必不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但打心底里不愿意这些产品中体现的文化内涵在社会上传播，以便由此威胁了他们享有的文化特权，进而使维系一个民族内聚力的国家认同不复存在，最终使社会各阶层都认可的社会等级次序出现“无序”状态。[32]136-137
    所以，在这些精英的眼中，美国大众文化可谓“洪水猛兽”，不仅与他们所享受的高雅文化难以两容，而且最可怕的是瓦解了现行统治的文化合法性基础。因此，“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把美国生活方式解释为对他们享有西方文明特权地位的挑战”。[32]39-40 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欧洲“美国化”的研究都涉及到欧洲精英对文化的“合法统治权”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普通阶层很难得到的资源，可以通过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使精英们把这种资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反过来奠定他们享有控制国家政策制订和操作社会正常运行的合法性的基础。因此，随着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原先他们独占的文化资源开始呈分散化的态势，过去一直被排斥在高雅文化活动之外的普通民众开始具有了分享文化资源的意识，继而要求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的过程，并对精英们享有的文化控制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对他们来说，这样一种状况多少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他们把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罪魁祸首”归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对国家传统认同的瓦解。这样，他们必然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试图限制或遏止住美国大众文化的蔓延之势。不管是通过文人笔下的“恐怖”描写或理论阐释，还是通过国家相关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从维护一个民族文化内聚力的角度讲，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这种传播毕竟不是类似军队入侵的有形行为，后者可以激发起全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前者恰恰相反，它是在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完成的。美国文化产品从表面上看与其他商品无多大差别，并不具有像外国人手持枪炮在异国土地上横行无忌的赤裸裸入侵的特征，它们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是靠着枪炮的威逼或压力，而是在获得身心满足的愉悦体验中实现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过程，消费这些产品的个体很难觉察到自身的变化。欧洲精英们尽管意识到所谓“美国化”的严重性，他们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但很难形成全民抵制的运动。
    “美国化”固然与美国的经济强大有很大的关系，但却反映了这种文化至少在当时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美国学者艾伦·富洛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向现代消费社会过渡时商店营销方式受美国经营理念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美国化进程的传递力似乎不会毁灭国家的认同，反而会促进或重构现存的文化和经济特征。”[17]510 这一结论尽管只是针对法国某一领域而言的，但对认识这一时期欧洲“美国化”的实质深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