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经14年，终于取得胜利。其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即由初期联华制日，到中期由热变冷，甚至严重对立，最后出兵东北，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战胜共同的敌人。从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变化的情况看，反映出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和多变，也反映出苏联高层决策人物的复杂心态：国际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兼而有之。本文拟对此略加剖析，或许能为我们正确处理当今的中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抗战初期，苏联采取联华制日政策，既有苏日间的历史积怨因素，更有日本威胁苏联安全的现实原因。甲午战争后，日本为报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还辽”之仇，曾于1905年狠狠地咬了俄国一口，苏联对此心怀怨恨。1931年日本重施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将威胁到与中国山水相依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1935年底斯大林获得德日准备缔结反苏协定的消息后惶恐不安，担心德国与日本同时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①。1936年12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苏联。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有德国人支持，它不仅要侵略中国，而且对苏联远东地区亦有领土要求。如果日本进攻苏联，德国则有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苏联便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处境。此时，欧美大国虽然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已不像以前那样怀有敌意，但当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之时却不愿承担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1937年5月张伯伦在英国上台后，全面推行以妥协退让、嫁祸于人为特征的绥靖政策，其他欧美国家亦步亦趋，纵虎为患。因此，苏联不可能指望得到它们的任何帮助。苏联腹背受敌，该如何应对？联华制日是其明智之举。
    况且，当时中国的抗战也需要苏联的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向奉行反苏反共，依赖英美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他仍希望得到西方的支持。1931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要员顾维钧等人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说：“中国完全委托国联”，“外委诸公主张，如国联无办法，再请美国提出九国条约以制日”②。这期间，蒋介石多次召见英、美、法、德等国使节谈话。顾维钧等驻国联代表也在国联内外积极活动。但是，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收获。西方列强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拒绝制裁日本。
    中国国民政府对西方列强坐视日本侵略的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1933年5月16日，国防会议就平津战事所作决议中说：“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③ 后来，顾维钧在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谈后亦如此说：“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④ 华北事变给中国带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国民政府要求苏联参战的愿望日益迫切，甚至把苏联参战与否看作是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⑤。
    事态的发展表明：日本侵华也是侵苏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1937年6月9日，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东京参谋本部进言，他认为应当首先打垮南京政府，以便消除进攻苏联的后顾之忧⑥。而且，就实际情况来说，中国的抗战也将给苏联提供一个有效遏制日本的良机。只要中国人拖住了日本的陆军主力，那么日本在结束中国的战争之前，就难以发动大规模的侵苏战争。这种情况亦为德国人所关注，德国外长牛赖特对日本驻德大使说：“日本政府必须注意到，目前日本与中国的武装冲突必将对苏联有利。”⑦
    为了对付日本和德国的进攻和包围，苏联开始调整外交方略。1933年11月16日，苏联同美国建交。1934年9月苏联应邀加入国联，并担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1935年5月2日，苏联与法国在巴黎签订互助条约。与此同时，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决定联华抗日。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以条约形式确定援华制日政策，但不承担直接参战的义务。中国则承诺不与第三国缔结共同反苏的协定。依约，苏联同样允诺不与日本签订任何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当时处于孤立无援困境中的中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9月21日国联会议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针对国联咨询委员会就认定日本的行动是侵略性质的问题上迟疑不决提出质问：“现有之事实，岂不是证明日本之罪状。”⑧ 在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李维诺夫警告与会各国不要纵容和鼓励侵略，他要求各国一致行动起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在苏联看来，中国军队人数虽多，但人员素质、武器装备等远不如日本。中国一旦失败，唇亡则齿寒，苏联的战略态势就会严重恶化。只要中国能拖住日本，削弱日本有生力量，苏联才能免遭日本进攻，而且也可全力对付德国。早在1937年3月，苏联就决定向中国南京政府首批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飞机、坦克等军事装备；苏联还同意在其境内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和坦克兵⑨。以后又于1938年7月、1939年6月先后提供两笔贷款。至1939年，苏联提供援华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⑩。1939年6月，中苏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随着援华贷款协定的签署，苏联的武器和军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专家和飞行员。1937-1941年，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空地勤人员在中国工作过，其中有700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流作战（11）。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时受过苏联顾问教官训练的中国军人达9万以上（12）。
    苏联在这一时期为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也是其援华抗日的重要表现。斯大林在处理国共冲突时的原则是：既反对蒋介石消灭中共，也不赞同中共在军事上反击顽固派。抗战期间，苏联没有向中共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主要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担心国共发生冲突。苏联提出的援华条件是，国民党必须停止内战和任何敌视中共的行动（13）。正因为苏联的正确举措，加上中共顾全大局，所以国共合作抗日是成功的。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勇气。实际上，苏联是当时惟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正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才使日本放慢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步伐。对苏联的援助中国人有目共睹，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宋美龄就如此说：“苏联在中国抗战艰苦的时候，给我们援助，不单是飞机，而且有飞行员，苏联是中国的真诚友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