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发表后，史学研究视角从帝王将相逐渐转移到平民社会。陈垣为其中之代表人物，他在宗教史、元史、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研究。陈垣的史学研究重史料搜集、系统梳理研究对象之源流，故其论著以厚重、全面和系统而为国内外学界所重。在宗教史研究领域，陈垣先生以后人称为“古教四考”的《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祅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2年）而闻名史坛，奠定了他在现代史学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是国内第一部关注开封犹太社团的史学论著。作者在正文之前收录有开封犹太人遗存碑文，即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①。该著计12章，第1、2、3章分别对三通碑文的作者及内容加以考证；第10、11章着重考察犹太人遗存匾额、楹联，经其考证的碑文和楹联成为目前学界公信的文献版本；第12章记录了清末民初犹太人清真寺和社团的生活状况，并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4章至9章分别考察了犹太人的来华时间与路线、采汉姓之过程、宗教名称之变化、与回教之异同、重要人物、清真寺沿革、宗教典籍等问题。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陈垣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开封犹太社团的兴起与变化做系统考察。学界迄今对《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产生背景及学术价值少有论及。唯吴建伟考察了陈垣据碑文撰写《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过程，郑世刚总结陈垣宗教史的研究时间有所论述②。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外学术交流为背景，结合中外学界对开封犹太人研究的历程，探讨《开封-赐乐业教考》撰著的学术背景、研究方法及学术贡献等问题。
    一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前中西学者的研究
    当利玛窦于1605年会见开封犹太人艾田的消息传回西方之时，即为基督宗教界发现开封犹太社团之始。此后不断有西方传教士来汴考察，对犹太社团的宗教典籍、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等展开调查。这些调查文献成为后世研究的基础资料。从1723年雍正禁教至18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100多年间，中西交往几近断绝，西方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和调查亦随之中断。美国学者海曼·库布林（Haman Kublin）指出，“在过去三个半世纪（1605-1971--译者注），许多国家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论著”③，然而在1605年至1900年间只有1843年英国人费恩（James Finn）出版的《刀筋教，中国犹太人：会堂、经典及历史》④及其1873年出版的《中国的犹太孤岛》⑤，可称得上学理层面的研究。费恩在回顾他关注开封犹太人的缘起时称：中英战争后，中国五口通商向欧洲和全世界开放，与新一代商业公司受到刺激一样，欧洲知识界也开始关注中国。费恩被深处中国内地的犹太群体所吸引，从大英博物馆查阅资料撰写成文⑥。费恩以世界散居犹太文化为背景解读传教士书简，梳理犹太社团的宗教典籍、宗教场所、宗教生活，开创了开封犹太社团学理研究的先河。此后，西方学界开始整理传教士书简。1900年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西班牙人管宜穆（Lep.Jerome Tobar）出版了《开封府犹太人碑题》⑦，搜录了当时能见到开封犹太人清真寺的所有牌匾、楹联、碑文等中文文献，并将其翻译为法文，成为后人研究开封犹太人文献的重要版本。管宜穆结合中国元典如《道德经》《易经》及史籍如《明史》等，对犹太人中文文献详加考订和阐释，并对其宗教经典、宗教术语、节日、祭祀、伦理、历史纪年、组织结构等做了初步探讨。管文可谓开封犹太人研究的奠基之作。1906年，英国作家班布里奇（Bainbridge）到开封调查，记录了这一时期开封的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犹太人的社会生活⑧。
    国内最初关注犹太人的是地理学家。地理学传入中国的背景是了解与抵制西方，挽救民族于危亡。地理学的引入导致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变革。中国地理学家注重人种、语言、民俗等，按照西方地理学标准来审视中国境内的上述元素。作为外来族群、在国内湮没无闻却广受西方关注的开封犹太人，自然进入近代地理学家的研究视野。国内最早关注开封犹太人的著作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黼《豫学堂地理讲义》⑨，将开封犹太人作为侨居中国的外来族群之一，考察了其宗教、种族、语言等。林传甲《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时经训《河南地志》等对开封犹太人的种族、宗教、家族构成、当时生活情况和遗存碑文作了简要叙述⑩。张相文1910年到开封实地调查，记录了所见开封犹太人的情形（11）。
    开封学者时经训关注开封犹太人遗存文献，秉持中西文化同源的观点对正德碑做了详尽解读（12）。他认识到开封犹太人碑文的文物价值，高度关切犹太人对“祖产”的处置。民国初年，赵允中将清真寺址及其遗址上的两通石碑卖给加拿大圣公会。圣公会主教怀特（W.C.White）欲将寺址上刻有弘治二年碑文、正德七年碑文和康熙二年碑文的两通石碑运往加拿大，时经训以河南教育协会会长的身份发起保护挑筋教碑的运动。怀特运碑终未成功，只得仿刻两通木质碑文运往加拿大。但他将碑文拓片多幅，作为交游礼品赠送，北京圣公会史某、名流梁启超（13）、某学者亲戚陆质匹（14）等均存有拓片。开封犹太人售卖清真寺址和石碑之事引起了社会媒体关注，《通问报》《大公报》《申报》《时事豫报》《河声日报》等均进行了相关报道（15）。在此背景下，开封犹太人问题遂引起全国知识界的注意。
    这一时期研究开封犹太人的主要是西方宗教人士、外交官和国内地理学家，没有历史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不同，这一时期以管宜穆为代表的传教士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宗教偏见，将开封犹太人作为一支独特的散居犹太人群体进行研究，以中国经典为背景分析犹太人文献，揭示开封犹太人宗教、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思想和生存状态，其最大贡献在于厘定和公布了开封犹太人遗存的中文文献。以张相文、时经训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按照新兴地理学科的研究理路，注重人种、语言、风俗等方面的考察，凸显了开封犹太人的独特性。中国学者之不足是过于粗浅，甚至发生解释错误，如时经训在中华文化西来观念支配下，从碑文中“找到”了中西文化同源的证据，认为：“黄帝来自西方，始传说盘古事迹，今里海西岸有盘古商埠，极为繁盛，即盘古人种发源地……据此则中西人种同源，文明同源，益征信矣。”（16）媒体从吸引受众的角度，关注犹太人的种种行为，对其争夺祖产、依托圣公会等外来宗教力量重建宗教的渴望予以报道，使开封犹太人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可以说，1843年到1912年，经过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开封犹太人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研究资料也逐渐披露。但按照上述学者的研究理路，已难再有新建树。上述三方人士均将开封犹太人作为“孤立”的考察对象，或关注其遗存文献和传教士的记载，或关注开封犹太人的种族、风俗，或关注其现状，缺乏将社团文献与主体社会相对照的深度解读，更缺乏对社团形成、发展、衰败过程的考察，至于其来华路线、宗教水平、宗教派别、内部结构、社会地位和影响、在华迁徙范围等问题则鲜有探讨。而这些问题则是史学家关注的基本问题。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已有资料做细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厘清开封犹太社团发展的源流，推动已难深入的开封犹太人问题的研究正当其时。陈垣正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遂撰《开封一赐乐业教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