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研究特点分析
    清末民初中外媒体和学术界对开封犹太社团的关注，引起了陈垣的注意。他广泛搜罗资料，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考察开封犹太人问题，完成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先在《东方杂志》第5、第6、第7卷连载，1924年结集单册发行。
    陈垣的学术视野广阔，洞悉前人研究进展。管宜穆已将所见文献归类整理，并修正了其中的错误，特别是对弘治碑、正德碑等碑文内容的考订，颇见功底（17）。管宜穆的修订被陈垣接受并收录。然管宜穆仅止于犹太人文献的考订和修正，对其间蕴含的历史信息仅有粗浅的分析，没有将社团置于主体社会的背景中加以审视，缺乏历史研究的系统和深度，因此遗漏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与管宜穆一样，陈垣注重开封犹太人文献的搜集、考订和分析。不同的是，陈垣还注重从中国文献中搜寻有关犹太人的记录。他通过搜集《元史》相关材料，系统考察了犹太人的中文译名。据其考察，犹太人的汉语名称有朮忽、主吾、珠赫、主鹘、斡脱、如德亚。陈垣认为元朝朮忽即犹太族，《元史语解》易朮忽为珠赫，或称主吾，又称主鹘，又据引《元史译文证补》斡脱也是犹太汉译，并梳理了各名称的起始年代：朮忽之名见于元，斡脱元以前未见使用，明中叶称一赐乐业，明末清初有如德亚之名。陈垣据《马可波罗游记》、杨瑀《山居新话》及河南江苏等民俗，大致分析了犹太人的分布，指出“元代朮忽散布不止一处，北京、杭州各处有犹太人居住”，宁波“维扬有经”，“河南、江苏等风俗有极类犹太人者，江苏徐州有亚当夏娃之庙，亦似与犹太人有关系”（18）。陈垣结合开封犹太人谱牒与碑文，考察了犹太人釆汉姓的过程，称“当其始至，尚沿用犹太氏族，历元迄明，乃改汉姓”（19）。这颇具开创性意义。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不仅以考证见长，还有更宏大的识见与笔法。其一是以主体社会为背景审视开封犹太社团，注重遗存中文文献与西文著作、中国方志和文人笔记的多重参照。陈垣第一次将开封犹太教置于中国人文视野，将犹太人中文文献、中国史籍记载和中国社会变迁相结合，因而能够还树木于森林，将犹太人置于开封乃至中国人文背景中，对所见中外文献详加对照，系统梳理开封犹太人的繁衍历史。其著弥补了开封犹太人问题研究中史学家的缺位，开辟了开封犹太人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陈垣参考管宜穆文中开封犹太人遗存文献，检视剑桥大学所藏道经，对开封犹太人“遗经之源流及现在”系统梳理，详细考察了其宗教典籍的质地、尺寸、版式、字体、分段等，足见陈垣搜集材料之全面。陈垣将开封犹太人置于主体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迁中进行考察，以管文内中文文献为蓝本，与所见到的康熙季年、民国初年碑文拓片对照，从中发现碑文保存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由此推论主体社会变迁与开封犹太社团之应对。如他对比弘治碑康熙年间和民初拓本后，发现文中罗列的十七姓仅存“李、艾、金三姓可辨，余均捶琢”，由此推定“同治间回乱，及光绪间拳乱，一赐乐业子孙所毁灭以为避祸者”（20）。
    其二是注重结合主体社会文献对碑文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陈垣将碑文、牌匾、楹联中所出现的人物和论述的事迹与中国史志资料对照，从方志、笔记和传教士书简中搜集相关人物的记载，专辟《人物之大略》一章分别为显要人物立传，勾勒出这些人物的生平与贡献，这一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使以往以文本考订、人种风俗考察为主的外在研究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考辨，使开封犹太社团成员从文本中“走出”而“立体鲜活”起来。经过他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犹太社团中较为重要的家族为李氏家族、艾氏家族和赵氏家族。李氏家族为社团宗教领袖，掌教、满喇数量最多；艾氏家族虽有满喇，但其成就最著者是官员士大夫、医生等世俗职业人士，艾俊、艾田、艾应奎、艾显生、艾复生、艾世德等均因其世俗职业的成功而留名史册；赵氏家族没有宗教文士，其功业集中在科举方面，从以告密发迹官至浙江都指挥签事的赵诚（俺诚）到清初进士赵映乘、拔贡赵映斗等，均是犹太人步入仕途的典型。
    陈垣以犹太家族为单位，梳理了明清时期社团的内部构成及最显的李、艾、赵、金、高五姓之业绩，并对碑文中所记录的十七姓做定量分析，指出：“李、艾各十四人，赵十人，高九人，金八人，俺、张各三人，左、周各一人，穆、黄、聂、白四姓，无之名者，清初七姓，则李、赵、艾、张、高、金、石也。”（21）这为深入理解开封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社会地位及社团结构提供了重要思考角度。循此思路，结合社团人口规模的萎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社团从73姓而17姓而10～12姓至7姓的递减过程，就是社团成员举族外迁的结果。坚持定居在开封的犹太人就是清初传教士所见的七姓八家，他们中之李姓（列微五思达）、赵姓（俺都拉）是社团的创建人，明清时期宗教文士和儒生显宦均出自七姓（22），历次维修清真寺、修经的主导者也主要为李、艾、赵、高、金五姓。因此我们可大致推定：开封犹太社团主干为七姓八家，他们主导社团宗教和世俗生活，对社团有较强的认同和归宿感，不遗余力地维持社团存续。其余数十姓为边缘家族，在社团中地位较低、贡献较小，认同和归宿感相对较弱，也更容易举族外迁。
    其三是从历史学角度分析问题，解决了原来争执不下或模糊不清的难题。对于犹太人来华定居开封的时间，由于碑文的自相矛盾和考古资料的歧义，学界一直没有较好的解释。管宜穆回顾了这方面的研究状况：三通碑文观点不一，弘治碑称宋代以“进贡西洋布”（23）来华，正德碑称“汉时入居中国”（24），康熙碑称“周时始传于中州”（25）。西方学者一直难以确定（26）。陈垣采取类比法、排除法，论证了开封犹太人与宋以前来华之犹太人并非一脉，他指出唐朝之前来华犹太人“不过侨寓一时，未必即为永住”，因此“犹太人之至中国为一事，犹太人之是否永住中国又为一事也”。此论为学界广泛接受。又以宋敏求《东京记》、张邦基《墨庄漫录》、周城《宋东京考》中没有关于一赐乐业教的记载而断定开封犹太人“非宋以前所至”（27）。尽管其论证过程及观点还有待商榷，但突破研究资料制约而用“证无”的方法给悬而未决的问题以结论，在当时确为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