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地产的影响
    罗马大地产的发展一方面使土地所有者名利兼收，成为罗马殷实富有阶层，另一方面迫使一些小农破产，他们的土地被大地产者强制占有或购买。公元前2世纪的前60年，罗马经济依靠海外扩张迅速发展起来，这助长了城市建筑的繁荣。成功的将领经常利用部分战利品建立神庙，以使自己的功业不朽，或建立公共使用的长方形会堂、道路和沟渠。元老院也从战利品的出售、战争赔款、贡品或国家矿山中挪用大量税收，用来美化城市，建筑一些公共设施。如此规模的大兴土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些小农便从农村涌入城市。此外，在城市中开设一些小型店铺如酒铺、食品店、漂洗或染色房、面包店、陶器场、铸造厂或其他手工场也吸引很多小土地所有者自愿卖掉土地，摆脱邻近大地产者的残酷压迫。
    如此快速的人口流动使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城市经济有所发展，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提供给新来者，特别是那些没有技术的小农。罗马城中，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引起了诸多问题。住房供不应求，导致最廉价的住所的租金也急剧上升，加剧了城市人口的拥挤，反过来在健康、卫生和安全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草率建筑的房屋容易倒塌，而且这种建筑大多数没有防火设备，很容易引起火灾。城市中也缺少有组织的维持社会治安的力量，导致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在此情况下，意大利各城市中，贫穷者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他们成为公共秩序和政治稳定的隐患。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遭到毁灭后的一段时间里，罗马从战争中无利可图；公元前135年的西西里奴隶起义也消耗了昂贵的军事费用，因此，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城市经济也出现了消沉现象，加之在个人施予和公共花费上出现了严重的衰败，极大地恶化了城市贫穷者的困境，加剧了他们的不满。
    在罗马社会中，另一个最不满、最有潜在危险性的群体就是奴隶阶级。罗马社会早期就已开始使用奴隶，但他们主要是意大利人，且数量较少，居住、劳动都在主人的周围，通常被看作是卑微的侍从或家庭一分子，都能得到较为温和的对待。随着公元前2世纪罗马海外扩张的不断加剧，大量外籍奴隶和财富涌入罗马，同时大地产的发展也促使罗马奴隶数量急剧增长，较之以前，奴隶的生活情形发生巨大的改变，他们开始处于悲惨的境遇中。有技术、受过教育的奴隶仍然受到较好的对待，他们担任医生、教师、秘书等职，而大量工作在土地、森林、矿山上的奴隶则遭到如同动物般的对待。食物和衣服都是最劣质的，家庭生活的权力也遭到主人的禁止。他们居住在地下室，通常被链条锁住。鞭打对他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永远不可能从劳动的收获物中获得金钱赎回自由。面对如此残酷无情的境遇，奴隶们开始寻找机会反抗。由于奴隶们绝大多数都在土地上工作，并且很多都是带着镣铐，因此，他们无力寻求武力反抗的机会，只是以怠工或破坏工具来发泄心头的愤怒。而对于放牧牛、羊的奴隶来说，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没有受到铁链的束缚，甚至还有一些工具，用来抵挡野兽和土匪对畜群的袭击，这样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武器反抗或成为土匪强盗，甚至可解放和武装土地上的奴隶，与大地产主相对抗。随着奴隶力量的不断加强，他们甚至幻想推翻现存的政府。公元前196年，埃特鲁斯坎发生奴隶起义（19）；公元前185年，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发生了牧羊奴隶起义（20）；公元前135-132年，西西里奴隶发动起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罗马政府的统治。因此，大地产上的奴隶问题成为罗马社会又一个潜在的威胁。
    随着小土地所有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只有少量能满足罗马征兵所需的财产资格的人留在了乡村。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军事明显衰弱。特别是公元前154-133年在西班牙进行战争期间，罗马执政官发现征兵逐渐困难起来。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针对大地产的无限发展、小农破产、征兵困难以及奴隶数量不断膨胀等问题进行了改革，随后，其胞弟盖约·格拉古也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但这只是隔靴搔痒，未能动摇大地产根深蒂固的发展。
    罗马大地产的发展虽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促进了罗马商品化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罗马经济的繁荣。早在公元前167年晚至苏拉统治时期（公元前87-80年），意大利的酒和油就出口到提洛岛和其他岛屿，包括部分东部贸易城市。虽然最初出口量较小，但它显示了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的农产品已经开始与希腊独占的垄断市场相互竞争了。（21）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大地产利用当时对外扩张获取的有利条件--足够的资本和土地、廉价的劳动力、特别的设备、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广阔的市场--在生产品种和规模方面改变以往的经济模式，趋向有利可图的商品化经济发展。共和国时期，大地产已具雏形，虽遭到各方势力的抵制，但直至帝国时期，日渐兴盛，成为罗马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
    注释：
    ①② M. Cary & H. H. Scullard, A History of Rom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5, P187, 188.
    ③⑤⑦ Brunt P. A., Ancient Culture and Society-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Chatto and Windus, 1978, P34.
    ④ Pliny, Nation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ⅩⅩⅪ-Ⅱ， 1952, P102.
    ⑥ On the Agrarian Law, Ⅲ， 8.参见Brunt P. A., Ancient Culture and Society-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Chatto and Windus, 1978, P34.
    ⑧⑨ Marcus Porcius Cato, De Re Rust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2, 2.
    ⑩ Marcus Porcius Cato, De Re Rust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23-24.
    （11）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1962, P102.
    （12） Arnold J. Toynbee, Hannibal's Legacy, Volume 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99.
    （13） Te nney Fran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1962, P60.
    （14） Marcus Terentius Varro, De Re Rust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436.
    （15）（16） Marcus Porcius Cato, De Re Rust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56.
    （17） Pliny, Nation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ⅩⅧ， 1971, P386.
    （18） Cicero, De Officiis, William Heinemann, 1921 P266.
    （19） Livy, Tras. Evan T. Sage, History of Ro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ⅩⅩⅩⅢ， 1967, P372.
    （20） Livy, Tras. Evan T. Sage, History of Ro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ⅩⅩⅩⅨ， 1949, P310.
    （21） Heichelheim F. M. & Yeo C. A. & Ward A. M, A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 Prentice-Hacl Inc., 1984, 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