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印军总军需官部初级军官荣赫鹏（Younghusband）在《大陆的心脏》（1896）一书中，描述了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跨越东北亚到中亚的漫长旅行。他在1885年夏秋完成对满洲的一圈考察，于新年刚过不久到达北京。荣赫鹏在这里遇到印军总军需官部情报处的马克·贝尔（Mark Bell）上尉。贝尔即将动身穿越中国前往印度北部边界。荣赫鹏恳请加入他的队伍，贝尔没有同意，不过他建议荣赫鹏沿同一方向但从另一条路线进发，以便于尽可能多地搜集该地的信息。接着贝尔沿着古丝绸之路前往喀什噶尔，荣赫鹏则行进戈壁滩一线。几个月后，他们在印度会合并比较各自的旅行笔记。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印军军官在中国境内如此艰苦跋涉，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贝尔和荣赫鹏都认为搞明白从北京到印度边境的路线非常重要？他们在搜集哪类情报？如何把当时生产的有关中国或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其他知识形式和这种情报比较？这些问题及其历史答案引导我们关注英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诸种技术。如果明白贝尔和荣赫鹏的兴趣与手段并非特例，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解释印军之出现在清中亚地区（新疆）。他们只是追随一套业已良好建立的生产有关殖民世界知识的程序；如果这些旅行者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些程序正在从所掌管的殖民占有地远远地延伸到邻近的地域。这种军事行动似乎是设计用来支配和控制亚洲的空间。
    像很多非洲内陆一样，荣赫鹏所说的亚洲大陆“心脏”区域在19世纪80年代还同样不为英国人所知。那种地理学者填补地图空白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们跋涉穿越亚洲的“未知”区域；但情报处的活动和其他“探险”远征活动之间有着关键性的差别。特别是对于贝尔来说，这一任务嵌刻在更野心勃勃的计划当中：他要创建一个全面的“情报”，涉及不同王国和公国的地形、政治秩序、军事能力、经济和人口；范围从中国东北到地中海东岸，从中国南海到非洲西海岸。情报处考虑的是整个亚洲不能受沙皇俄国掌控以用作其行动区域。
    接下来，我想提供一些情景，用以理解19世纪晚期英印帝国界定和运作的情报部门的性质。我要讲的历史专注于情报处的技术程序和关于亚洲领土与人口的大量秘密情报档案。英情报部门最初隶属于伦敦战事办公室和印军各自的总军需官部。总军需官负责后勤，这是一门涉及运输、驻扎和给养的军事科学；工作人员一般是工程与炮兵军官、制图师和绘图员，而不是秘密代理人和间谍。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工程师着手任务并解决问题这样实效的观点来理解情报工作。
    这项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关注档案生产的历史。为了在可能的空间范围内关注这一点，我将引用情报处在中国的活动作为坚实的案例。或者说，考察军事情报处在通常被看成是英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殖民计划之外或者其边缘地区的活动，我们能有所收获。某种程度上说，英情报部门的活动用独特的方式将“中国”目标化，我们可以把那些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笔下的“中国”与这些方式相对照。因此，我们从伦敦和印度西姆拉的情报处创建简史开始就会有所助益。
    一、伦敦和西姆拉情报处
    19世纪60年代，伦敦战事办公室建立起一个单位，用以搜集对英军可能有用的关于英帝国对手的情报。该单位最初的名字是地形与统计部，它的职责不仅包括绘制地图，还负责搜集涉及各国及其军队的统计数据。当时，人们认为统计是为了判定一个民族一国家或国家之下次级行政实体的实力与弱点而对其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含描述性文字和数据信息。在约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部门都在搜集此类材料。但是，随着1871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该部门的首脑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爵士就建议设立一个情报机构，其职责除地形与统计部的职责外，还增加了搜集和处理对军队可能有后勤价值的情报。他建议把这个情报处归属总军需官部之下。1873年，这个机构成立②。
    这个伦敦机构的设立引起了印度方面的注意。1878年，科林（Edwin Collen）上尉递交一份备忘录，建议在印度建立类似的机构。他请求准许他返回英国，去考察战事办公室情报处的运作。在印军总军需官部的支持下，科林受遣前往伦敦。此行的结果就是1878年写成的关于伦敦情报处运作的一个冗长报告，并于次年在印度推行它的一些做法③。
    在英属印度建立此类机构已有先例。例如，西姆拉的印军总军需官部官员们已经开始搜集有关印度边境和相邻地区的材料。1878年担任印度情报处第一任首脑的迈克圭格（MacGregor），早在1868年就已经受任编纂一本中亚地理志。五年以后，迈克圭格和一小队共事的军官编纂成七卷部头的著作，标题是“献给有关地形、民族、资源与历史的更好知识”，包括印度西北边陲、阿富汗、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高加索、博卡拉和其法的卡内兹（Khanates of Kiva and Bokhara），以及拉达克。该书于1877-1878年间出版，是用英文、俄文和法文写成出版的或未出版的材料的大杂烩，总结了当时人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书后附有五卷汇编《亚洲的线路》。这些地理志与路线书完全是为实际的目的，既是军事情报的标准范本，也是这一地区未来情报处运作可供衡量的基本标准④。
    就拿地理志来说，军官们借用了英国行政部门使用的、组织有关印度地方材料的相似方法，而这种方法则是从18世纪晚期英国本土殖民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理志中抄袭来的。地理志通常按地名的字母顺序排列，本质上是地理索引或者字典，其条目包括经纬度、海拔高程，与重要城市的距离，还标注防御工事、市场，包括民族或种族的人口数、行政机构、河流以及其他有关信息，比如某地的历史。路线书有时也附在地理志末尾。不过，它们更经常的只是单行本，而且常常按照从一个地名点到另一地名点的日行军来组织。这些路线书一般注有道路状况、旅行时间、可供马和其他驼畜的饲料、海拔高程，以及其他与沿线旅行有关的资料。简言之，这些书应当看成是更像贝尔和荣赫鹏所做的那种侦查任务的成果；正因如此它们才遵循从印度三角调查法和地形侦查军事科学中抽取的某些原则。
    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情报处扩展其触角，从编纂、组织和分类已有的知识到开始生产它自己的知识。迈克圭格本人也参与依赖新基础。他在完成对克罗珊波斯省和阿富汗西北的“非官方性”侦查以后，于1879年出版两卷本的记录。不过，迈克圭格关于克罗珊的书属于公共领域。而更普遍情况的介绍则是情报处的调查和出版物，它们依旧没有解密，只供伦敦和亚洲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外交官和军官们传阅。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档案现在保存在伦敦公共档案办公室（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in London），它们为情报处较少的公共性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⑤。这些档案收集的是英国公使馆和情报处间广泛的交流。来自印度的档案包括对俄国、新疆、云南-缅甸边境地区的事件的报告，对来自俄文报纸和其他关于中亚、西北亚的资料的翻译材料；关于中国鸦片生产的调查，为情报处间谍前往中国旅行的护照请求，以及情报处自己对清帝国的侦查报告。到1890年代，驻北京公使馆也收到了地方日志，这种文类把情报处所涉及的广大地理范围内当前的事件收集起来。这些日志直到1913年都在西拉姆出版，每月一刊，它们包括从非洲到日本的报纸和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的摘要。其中一个是“东部区域摘要”，提供了关于东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概览；而其他的诸如“俄国（亚洲部分）、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中国北方和朝鲜”，则是涉及有关具体地点的更详细情报。因此，这些日志是情报处组织它所收集到的有关全亚洲的材料，并随后秘密地在英国驻亚洲机构中流通的一种基本形式⑥。
    情报处的能力随着它从交换秘密情报的通信者中得到相应的提高。驻北京公使馆案例再次显示情报处感兴趣的材料种类。驻北京公使馆发出摘自该馆广泛翻译清政府资料包括半政府性质的京报的有关中国中亚的情报，与清官员对话的笔记，通过秘密手段得到的清政府备忘录和训令的复印件。此外，英国领事从通商口岸向西姆拉传送情报，如清政府获得和配置武器如克虏伯枪以及训练新军的情况。公使馆还回答来自印度的一些特别咨询，并给在中国担负侦查任务的情报处官员提供翻译。事实上，荣赫鹏和贝尔在这里是在官方回应中浮出的，因为荣赫鹏在满洲旅行必须要先获得护照并为他提供翻译。同样地，由中国新疆到印度也需要这些⑦。
    北京公使馆还提供另一项重要服务。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魏德（Thomas Wade）创建公使馆的语言学校。从一开始它就用来培养英国年轻人学习汉语口语和书面汉语。1890年代，印度政府要求准许派遣官员到北京参加这种培训项目④。当印度军官在云南一缅甸边界地区以及在北京公使馆或英国各领事馆里充任大使军事随员时，他们的语言训练便派上用场⑨。这些活动说明西拉姆的情报处和英国驻中国公使和领事服务之间联系紧密。它们提出有关清帝国在英国“防御印度”战略考虑中的重要性问题。换句话说，随着英国扑灭1857年起义，印度在其统治下重构以及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改变了。它不再只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商业关注或者鸦片贸易状况，两国的关系就开始包括俄国在亚洲扩张造成对印度的威胁，和清帝国作为大不列颠军事同盟的能力。
    上述对北京-印度通信的总结来自英国公使馆档案。它反映了公使馆从印度收到什么样的情报和向印度发送过什么情报。尽管我们这个显著的例子可以说明情报处感兴趣的东西，但英帝国档案馆的这部分内容在其撩人线索之外，对情报处的全部能力则所说甚少，比如它是如何界定、管理和实施其行动；它与印军总军需官部的关系；如何和在怎样的构成原则下实施诸如“侦查”一类的行动；除了日志，还生产和流通过什么其他形式的情报。现在，我讨论这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