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术介入
    这些问题使我们转而关注战略情报和维持帝国之间的关系。在英帝国框架内，伦敦和西姆拉情报处的职责包括找出和监控对英国占领地和交通线的潜在威胁，为成功完成军事行动而汇编有用的情报。此外，西姆拉情报处还收录有关军事行动之设计及结果的细致记载，它还能从这些资料中总结出可用于将来行动的成功策略。比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行动中的一些内容于1900年在华北重复。为追踪这些威胁，伦敦和西姆拉的情报处进行分工，伦敦侧重于不列颠帝国的对手，而西姆拉则监控俄罗斯在亚洲的扩张、印度边界地带桀骜不驯部落和穆斯林群体的活动（14）、清帝国的情况，以及从印度到苏伊士运河海路邻接地域的情况。在这两个单位的秘密出版物中，这些职责相当清楚。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情报官员不局限于简单地报告，而是开始设定冲突情节，并发展出应急计划，以图影响政策和行动。政府官员当中反对印度行政和军队官僚机构内主导分子提出之“微妙怠置”（masterly inactivity）的（15），一旦有了这些评估，它们就为这些官员提供材料，支持他们一直坚持的采取更具侵犯性的政策去保卫印变。其中有些官员被叫做“前倾政策”派（16），超越了强化印度西北边陲防卫的观念，鼓吹把边陲推进到阿富汗腹地和帕米尔山区，目标是控制所有通向印度的战略性隘口和路线。他们在边陲应该推进多少距离这个问题上有所分歧，但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建立起防御良好的地点，增加军队设防，才能保卫边陲以抗击俄罗斯。
    在印军情报处内部，迈克圭格和贝尔是主张“前倾政策”最强烈的。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的权威性一部分建立在他们个人对所提及区域的侦查之上，另一部分则建立于他们声名显赫的战争记录之上：迈克圭格是在阿比西尼亚和阿富汗斯坦，而贝尔则是在阿香提战役，他由此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种权威受到加于情报工作之上的官方机密所限制。尽管两人都撰写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威胁和印度边界防卫的秘密报告，他们的公共性声音还是局限于《皇家地理协会》所倡导的文类，可以当成是见多识广的旅行记来阅读。即便是以这种形式，迈克圭格还是设法在他关于克罗珊波斯省的书中，写了有关俄罗斯扩张的可怕警示。该书1879年出版（17）。
    俄罗斯在1880年代早期向印度的进一步扩展提升了英国人的危机感。迈克圭格发现难以继续保持沉默，1884年，他发表一部秘密报告《保卫印度：一个战略研究》。迈克圭格不仅提出一个详细的应急计划以应对俄罗斯的推进，他还认为，除非把俄罗斯从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驱逐出去，印度就不会安全。当印度政府拒绝批准广泛传播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时，迈克圭格便把他的报告泄露给大不列颠的一家报纸（18）。这引起的愤怒不仅导致对他的责难和对该书的压制，而且导致对伦敦印度档案部的重组和在伦敦创立一个阅读范围有限的图书馆（19）。无论如何，他的言论还是受到伦敦著名的军事和帝国权威青睐，比如罕穆里将军（Edward Hamely）、马文（Charles Marvin）和马礼逊上校（George Malleson），并且广为流传。
    尽管贝尔没有将他关于防御印度的秘密报告（1890年）在新闻界流传，但至少在两个场合他通过在《亚洲季刊评论》上发表文章而介入到有关清朝战略现状的辩论中。一是1890年的《中国在中亚》，另一篇是1895年的《中国的未来》。两篇文章都质疑了清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对清围住俄罗斯、充作大不列颠有用军事同盟的能力提出严重的怀疑。
    不过，这些政治介入在情报处的成员当中似乎罕见。更常见的是情报处对英印军队的支持，为其成功进行军事行动提供各种所需工具。1900年有一个对重要操作性资源的需求例子。紧随义和团起义之后，印度军队准备入侵中国，西姆拉情报处的助理总军需官部上校巴洛（Arthur Barrow）参考贝尔和其他人收集的关于华北地形、河流、道路和要塞的材料，编成一本《直隶省军事短报告》。报告包括对华北平原、港湾、铁路系统、道路和不同种类的地方运输、河流的描述；有关大沽、北塘、忻城和山海关的要塞图形；敌军力量和装备、气温、疾病、水和燃料；对衣着的建议；货币制度和度量衡；以及关于1860年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简短记载。整个文件有19页长，包括北京和天津的城市规划，附有地图。相比之下，美军战事部准备的一个类似的报告，名叫《中国笔记》，则显得苍白无力。
    四、结论
    我认为，英国驻印度情报处建构了独特的殖民地知识类型，嵌刻在后勤军事科学之中。情报处官员使用的知识技术创造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对象，本文通过考察地理志、路线书、军事报告和应急计划，对其本质和特征有所触及。如果我们稍稍考虑这些资料中生产的“中国”，很显然它的立场处在其他有问题的地区之外。而这些地区从北非延伸到印度帝国的西边界，包括整个波斯、阿富汗斯坦、中东，以及滇缅边界。
    通过侦查所建构的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行动领域，一个地缘战略区域；这个区域使得各种介入特别是军事介入变得可行，甚至被激励起来。在这种构成中，“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衰落中的文明古国，也不是作为英国商品的巨大市场，甚至也不是一个充满等待皈依人员的空间。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后勤学家及其视觉和情报组织技术的“中国”，这些技术使得像迈克圭格、贝尔、荣赫鹏和巴洛（Barrow）所撰写的那些报告，能通过对固定地点的集中观察、秘密远征、机械再生产和大图书馆机构而汇编起来。情报把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转译成一种可计算和监视的领土，转译成可以由工程师和制图师的技术加以解码、组织和再领土化的地理。
    这种特殊的殖民知识形式的含义是什么？我的讨论清楚地显示，情报实践重塑了亚洲的空间，并生产出新的调查对象，它们和英帝国主义其他机构的调查对象不同。所以，它们为我们解读帝国档案提供了新的方法，提供了新的视点以和其他档案比较。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影响，它们似乎已扩展到不同的领域。比如，一种安排信息的军事情报模式，和战后西方的区域研究的构成就有很多相似点：二者都定义了它们的地区分划和学科归属。其次，我认为当代反恐战争和早期为控制帝国边缘冥顽不化人群而提出地缘战略问题的实践之间有联系。更进一步说，以前被看成是对英印安全构成威胁的同样人群和领土，都是目前战争的焦点，这可能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最后，印度军队为保卫印度安全而发展出来的战略和战术值得我们注意。最早提出反击“小型战争”和开发反对叛乱的战略方法并研究和对这些方法进行分类的人，就包括英国军事情报部的官员。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列颠要支配亚洲，需要的不仅仅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它还需要能用于反对游击队和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