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国侦查和制图：路线书与军事报告
    记住前面对1870年代迈克圭格以及其他印军总军需官部成员着手的地理志和路线书项目的讨论。这些项目积累并开始形成一个当前关于接壤英印帝国边境地带知识的档案。18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建立的情报处开始运作，它不仅更新了已有的材料，而且关键是从虚构中筛选出事实，从实际的现象中剔除谣传的成分。依次更新和修正关于印度以外诸版图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民族的情报所作的直接观察和细致记录；这便要求情报处人员到一些偏僻地方通常是作第一次旅行。必须强调，这些记录通常是工程师们所作；他们接受过数学、记录自然地理要素的技术、地图绘制、制图和后勤学的训练。当这些专家查看地形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总军需官部执行任务时的机遇与障碍。
    通过穿越亚洲的旅行所搜集到的情报的结果是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的路线书，还有就是军事报告⑩。每一种情报形式都依次盖有红字“侦查”字样，这个词通常是指在战时搜集敌方的情报（11），但是在这儿谈到的材料并不涉及战场。此外，它们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显得和界定侦查本质属性的权威手册所想像的情报并不相同（12）。不过，如果与英国在印度本部绘制地图的实践史相比，这些差异就可以理解了。简单来说，情报侦查与印度三角法调查所发展出的技术密切相关。
    马修·厄德尼（Matthew Edney）在他对印度测量的研究中，表明英国工程师在19世纪上半叶所做的地图绘制项目不仅仅包括把印度殖民地的地形学转移到纸上。在最精致的形式上，该调查依赖于使用比如测纬仪这样的设备来建构三角测量网络，这些设备随后便成为地图制作的基础。绘图相应地被设计来生产关于土地的准确知识，用以征税和支持大量牵涉到发展有效殖民秩序的政治经济项目。正如厄德尼所表明的，除开准确的地图绘制，还有其他铭刻技术；把这些技术总合起来考虑，它们就是寻求生产一种关于自然地理和人口的综合知识。
    英国情报部开展的许多项目和印度调查部所做的非常相似。这并非偶然--因为皇家工程师既为调查部也为情报部工作。不过，是调查部第一个前去发展双方都共享的技术。这些技术中对情报部侦查技术至为重要的一个，乃是“路线调查”或“观察”。正如厄德尼所描述的，这包含“对所经路线每一站距离和方向的测量。路线调查最简单和最常见的例子乃是用指南针测量方向，用巡视仪测量距离，……或者根据旅行的时间用估算的速度来测量。在印度北部平原，对水域和道路的路线调查一样多”。更复杂的观察版本包括用标准化的形式来描绘或者素描地形，后来和指南针方位、天文布局、经纬度计算、距离的测算、对地形、道路和河流细节的注释结合起来。这种形式后来被叫做路线书。在1860年印度军队卷入英法入侵清帝国和攻占北京以后，迈克圭格的路线书项目把调查部跨越北印度边疆的技术扩展到中国内地和新疆。
    在印度事务部收藏中能找到的现存路线书籍，都是一些简要的向导书籍，牵涉穿越从陆地到印度北方边境的关键性战略区域的路线。我们可以从马克·贝尔叙述他从北京穿越新疆到印度西北边疆的侦查之旅一书后面附录中找到这类最早的路线书之一。这种形式在1888年出版，稍经修正后，成为范本。举个例子，“从哈密到列城，路线6”。这个题目下各栏标明驿站数、时间（天数）、城镇、村庄、河流等的名字，以英里标明的距离，以及详细的说明。贝尔书中的详细说明包括道路情况，它们承载运输步兵、马匹和炮兵的能力，以及能获得饮水、草、马匹和其他供给的情况。此外还包括大气压力和海拔上升的情况。书的背面附上地图。
    稍后的版本中，这些线路和叙述分离，独立成篇。地图制作得更大，经常插在封套前面和后面；到1920年代，这些书带上有弹性的、防水的外壳。典型的是罗伯逊（W. R. Robertson）中尉撰写的《从中亚俄罗斯的领土到阿富汗和印度》一书（西姆拉情报部，1893年）。路线33标的是“从嘎什噶尔经雅坎（Yarkand）和祁连（Kilian）及喀喇昆仑诸山口（Karakorum Passes）到列城”，在这个标题下是对“权威们”的参考，包括迈克圭格从1850年到1873年间所开列的许多路线调查，以及贝尔的著作。线路的编排用的是上述的栏目形式。对驿站1（从雅坚Yapchan开始）的详细说明如下：
    两轮手推车和运输工具经常穿越该道路远至雅坎。这条路行经开垦的乡村，穿越几条河流和运河，这些河流最大的是塔日贡（Tazgun）和卡拉苏（Kara Su）。（道路）经过卡萨罗巴（Kasr Robat）、土马拉克（Turmalak）、和塔日贡村。海拔4210英尺。在19世纪末，这类书涵盖了波斯、伊拉克、阿富汗斯坦、克什米尔、缅甸、云南和中国内地的不同地方和中国新疆。尽管这些书明显是为实用而设计，它们的历史重要性却远在它们所提供的道路的简单规则之外，因为这些路线书籍要达到的，乃是要取得一种视觉上和谐的“亚洲”地缘战略。
    每本书都把一个一致的刻度尺放在复杂的地形上，这种刻度尺水平地切割帝国档案，把情报部所掌控的信息统一起来，并加以系统化。这种一致性知识的栏目结构，参考该路线书以外大量的权威资料，将档案的不同部分排列成一套共同的参考点；累积性地将亚洲的空间标准化，用可识别的标记对之加以填充。距离被英里填充，温度用华氏温度来填充，异质性的地形特征用已知的“固定的点”来导向和命名，口头的地名逐渐采取一致性的转写形式。和印度发生的情形一样，亚洲多层面、多角度空间的地形学由自然的要素比如平原、高原、山口和山峰、河床和海拔抬升等组成，被置换到路线书的平面及其随带的地图和图表上。这部书允许读者用可预期的方式去计算运作情况，行动者可以利用路线书照样穿越，但人们认为，他们不用离开西姆拉也能利用这些书为展布兵力而设计计划。这些路线书让计划制定者想像不同点上行动变化的刻度和强度：这些点在“亚洲”参考性的栅格上统一起来。
    这里军事后勤似乎不可避免，但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总军需官情报处的行动和政治／经济殖民之间形成非常尖锐的对比。情报部掌控和管理空间的技术，使得没有必要占领领土。从工程师以及情报部官员的主要专业技能的角度说，问题乃是：为了部署兵力以夺取和控制一个目标，如何以可预见的速率和最小的能量损失从陆路运送士兵和物资。把中国、中亚和西亚转写成路线书和地图就让这个目标易于实现。
    从局部来说，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可能的，因为当路线书把一致性的刻度介绍入档案，并通过其结构性的规则让军队动起来以后，它自身也动起来，追寻其所标刻度的地面，并在这么做的时候，创造了进行修正和补充的条件。附加注释最先是写在宽裕的书末纸上，以后就以修订和更新后的文本出现。这种运动和修正的后果贯穿在档案中--这些报告通过路线书所提供的参考性栅格，被重新结构；而路线书自身则为随后的远征和将来的报告生产权威。路线书以这种方式不仅殖民化了空间，并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将亚洲的空间物质化。这种全新的形式能相应地产生无穷无尽的侦查和重新把“亚洲”铭刻为地缘战略空间。因此，路线书的视觉连贯性不仅围绕着后勤学战术重新结构帝国的档案，而且它还变成情报官员前往这些地方的目的，那就是重新侦查。
    在沿线那些注定其重要性远远超越其仅只作为实用参考点的地点，人们生产了第二类情报，这就是军事报告。军事报告版本以短版本和全版本（short and full versions）形式出现，全版本由地理志和路线书组成，而短报告则包括侦查大纲，对所穿越地区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的记载，日行军或进程报告也会被附在后面，还有地图和所设防城镇的图表。根据英国卷入当地历史的情况，报告也可以包括涉及这种历史的参考书目，并修订或充实早期的发现。这些文件一旦被汇集起来，其样式就像日记一般固定下来，加以印刷并在情报处的通信者内部流通。它们可能以部分甚者整体被引用出现在其他报告中。
    我们考察一下贝尔的三卷“中国，直隶和山东的军事报告，南京（Nanking）及其路线，广东（Canton）及其路线，以及中国行政、海军、军事管理等等，和中英间战争纪实”。这些巨著出现在他与荣赫鹏对中国新疆进行侦察前四年，可以被看作是标准的全版本报告。贝尔综合了地理志、路线书和短报告等各个方面，以全面评估和归纳英印防御的各种潜在麻烦。前两卷有865页，第三卷是地图和图表，特别强烈关注军事要塞、新式大炮炮台、道路、水源路线，以及沿渤海湾的登陆点。这些卷册还引用了大量在中国的西方人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材料，包括1860年入侵中国的材料。此外，贝尔的著作包含了其他人写的一些短的军事报告。其中，1879年的一篇名为“中国，直隶省军事报告”，它是吉尔（William Gill）上尉在伦敦战事办公室印军总军需官部汇编，贝尔修订并重印的。吉尔的记载包括有关清政府在天津、上海、南京的军械库的报告；驻中国领事希列（Hillier）、迈克科拉蒙（McClamont）、布利南（Brennan）等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北方的运河，通向山海关（Shanhaiguan）道路的简介；《布协（Bushell）博士关外旅行笔记》；1860年英国入侵中国的参与者对道路、河流、地形所作的记载；还有“中日条约口岸”的摘录。
    对吉尔和贝尔来说，在编纂过程中，确认和引用权威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二者都是拉图尔（Bruno Latour）所界定的“计算处理中心”文献典型的杰出例子；“计算处理中心”指的是这种地方：把那些从偏远地方搜集到的数据汇集、索引、互相印证、存储和归纳成我们所见到的形式。这种归纳把不同的信息连起来归入同一格式中，并加以索引，这样就用非常少的人手掌控极为巨大的数据。吉尔的“计算处理中心”就是伦敦的战事办公室情报处。他能够掌握大量的信息，这就为处在帝国中心的战略家们和设计者们提供最及时的关于中国在1860年后军事发展的评价。同样重要的是，吉尔的报告为贝尔后来查清帝国军事能力提供了一个比较性基线。
    贝尔关于中国的三卷册书也可作类似理解，但他还提到新的东西，那就是西姆拉的情报处有一个资料图书馆。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索引上提供了一份1901年该图书馆所藏书的目录（13）。这个图书馆拥有5000册书和100多本至少包含24种亚非语言的字典和语法书。它按地区、国家和其他主题分类，还用作者和主题进行广泛的交互参引。有几卷是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写成，尤其是用俄语写成的材料都被情报处人员译成了英文。它还拥有大量学术期刊，例如《皇家地理协会杂志》、《皇家亚洲协会杂志》。图书馆收藏的中国部分有325卷，差不多全是1860年后，当欧洲和美国依据条约提供的权力最大可能地接触中国之时出版的。
    换句话说，这个图书馆还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情报处范围之外的经验。它同样也提供了这样一个资源，在其范围和限度内，把情报处的帝国想像远远地扩展到印度-中亚边界以外。这样一来，它让情报处的分析家们把自己的观察和帝国交流网络其他环节上生产的观察报告加以比较和计算，同时延伸并扩大了他们对亚洲空间的掌控。但是，其目的是什么呢？这种对信息的巨大掌控，除了支持印军总军需官部的后勤考虑以外，还有其他什么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