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本文系何伟亚先生未刊英文新著的一部分。应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挺之教授的热情邀请，何伟亚先生于2006年10月13日在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持的“四川大学人类学讲座”上演讲。
    ② 参见赋格生（Fergusson），1984年：56-57。这是少数关于伦敦战事办公室情报处的学术研究之一。
    ③ 参见公共记录办公室（略作PRO），WO 33/32.该报告搀杂在其他文件中，是现所知仅存的两份文件之一。
    ④ 这套特殊的地理志非常稀少，在大不列颠之外难以找到。不过，后来有一部情报处关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地理志的重印本，和这些早期的著作是同一类型，在附录里收入路线图。见情报处1890 [1974]。
    ⑤ 大量的这种回应散乱地收在公使馆各种回应档中。见档案FO233。
    ⑥ 回应中的其他证据强调了这个结论。至少在两种场合，驻北京公使馆从西姆拉需求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其中之一是《1879-82大西藏和蒙古探险报告》，提交给印度调查局三角法处办公室（PRO228/813，第27页）。我们脑海里还提出关于荣赫鹏和贝尔在中国活动的同类问题。“印度调查局”在中国做的是什么？调查员们真的穿越蒙古进入西藏？为什么在公使馆的记录当中没有请求护照的任何迹象？第二个是前述的贝尔1882年中国侦查报告已到达的通知。这是中文秘书席勒（Walter Hillier）提出的要求，他承诺定期更新该报告（PRO228/840，第125页）。
    ⑦ 比如可参见PRO/FO 228, 840.
    ⑧ 参见PRO/FO228, 1246: 223。语言培训项目是魏德建立的，他是公使馆1861年开办以后的第一任中文秘书。项目包括日常和操本土语者一对一的谈话实践程序、语法培训和翻译清政府档案。
    ⑨ 这是该出版物IDC单片缩影胶片系列编者们的观点。我尚没有机会追踪任何一位官员的经历以确认这个结论。
    ⑩ 例如，马克·贝尔关于中国的报告（1884年），《关于波斯西南的军事报告》（1885年），《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和波斯》（1889年）以及他关于穿越中国中部和西部的远征报告（1888年）。
    （11） 有许多关于侦查题目的珍稀资料。我曾经参考大卫·韩德胜（Henderson, 1916年版），它是1907年一卷初版的第三版；以及胡其逊（Hutchinson, 1916年），最先发表于1886年。韩德胜在真正的侦查和地图绘制之间作了刻板的区分；在他看来，真正的侦查包括搜集有关敌人的详细情报。而胡其逊则把二者合并起来考察。胡其逊同样也有担任印军参谋军官的优点。
    （12） 见韩德胜的《侦查的艺术》，该书在大不列颠和美国出版过好几次。韩德胜的焦点完全是关于战时侦查。
    （13） 这个索引名叫《印度总军需官部情报处图书馆目录·分类排列》。1901年由政府印刷物主管办公室在加尔各答出版，编号10，可能是超越了其他九个版本。参见IOR/L/MIL/17/11/49.
    （14） 有关英国对西北边界伊斯兰骚乱潜力的关注，见爱德华兹（Edwards），1989年。
    （15） 参见迈克圭格编，1888年，2∶315以及迈克圭格和随后其他人之间的通信。概览可见阿德尔（Alder），1963年，普林斯顿（Preston），1969年，59及强生（Johnson），2003。
    （16） 在印军内部，罗伯兹将军（Frederick Roberts）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迈克圭格负责情报处时的总军需官和印军司令。其他人包括科里爵士（George Colley）和怀特爵士（George White）等军队军官，两人都曾参加过亚洲战争，并分别担任印度总督立顿（Lord Lytton）和兰斯东（Lord Lansdowne）的顾问。或许所有总督当中最具公共性的声音来自寇松（Lord Curzon），他不仅前往中亚和中国旅行，而且写了大量有关俄罗斯威胁的文章。
    （17） 参见IOR，《秘密著作目录》（Catalogue of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Works）[L/Mil/17/11/48]，在“阿富汗斯坦”、“中亚”和“俄罗斯”下可见贝尔的情报分析。从1880年代到1890年代，有其他军官撰写的几篇文章也值得注意。关于迈克圭格，参见“迈克圭格女士”第二卷出版物目录，1888年编，第409-417页。
    （18） 参见迈克圭格1888年，2：315-364有关迈克圭格关于决心撰写该研究及随后事件的看法。
    （19） 参见阿尔德（Alder），1963年，6；同样参见克（Keay）书中的讨论，1979年，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