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伊斯兰教在教义与习俗上对犹太教有很大的继承性。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崇尚绝对意义上的一神教，安拉是惟一的、一切的真主，凡人不需要通过中间力量就可以接近他、感悟他；穆斯林与犹太人一样相信灵魂不灭，因此人类应该在尘世多行正义、完美道德，否则就要遭受惩罚；伊斯兰教接受了犹太教的安息日，称之为聚礼日，所不同的只是用星期五代替了星期六；犹太教中对封斋有严格的规定，犹太人每年大约有40天的斋戒，伊斯兰教则定赖麦丹月为斋月；割礼仪式起源于犹太人，伊斯兰教承袭了这一圣行，穆斯林男孩7-10岁左右要进行割礼；犹太教规定教徒每天要作三次祈祷，伊斯兰教每天规定五次礼拜，而且祈祷前都要求净手，礼拜有固定的面向，开始都面朝耶路撒冷，14年之后，穆斯林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的克尔白天房，但穆斯林仍然相信，克尔白天房是易卜拉辛和他的儿子易司玛仪共同建造的，克尔白附近至今还有易卜拉辛当年的站脚地；希伯来圣经中，以上帝的名义要求雅各把收成的十分之一施舍给穷人，因此，“什一税”成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伊斯兰教则规定，富裕的穆斯林除了“栽卡特”（天课）以外，要交纳“什一税”；犹太教推崇慈善，在早期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已开始了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救济活动，以帮助社团内部的穷人或用于公益事业。后来，慈善就发展为一种宗教义务与社会责任，伊斯兰教对于施舍有同样的看法，视之为一种公义、仁爱、圣洁的行为；伊斯兰教与犹太人一样禁食猪肉，穆斯林还吸取了犹太人的历法。此外，在《塔木德》与《古兰经》中都规定了一些诚心经商的原则。
    由此可见，犹太教对穆罕默德一神思想的形成以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建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巴·埃班写道：“人们在确实研究了《古兰经》之后，就会发现穆斯林已把希伯来人思想智慧的结晶吸收到他们的宗教经典中去了。阿拉伯人把各种精神财富融合成一个整体，同时把各民族不分地理和社会界限纳入一个惟一的、联系密切的整体。”（19）
    三、阿拉伯帝国时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交往
    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与西班牙的大帝国，那些流散于阿拉伯半岛、巴比伦与波斯等地的犹太人就处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欧洲社会相比，阿拉伯帝国对犹太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只要他们服从伊斯兰教政权的统治，就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过比较安定的生活，他们与穆斯林的区别就是要多缴纳一种“人丁税”。虽然阿拉伯帝国也曾经出台过一系列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如禁止建立新的犹太会堂与基督教堂，现有的会堂与教堂可以修复，但不得高于临近的清真寺；不可以在穆斯林居住区内举行公开的宗教仪式，如列队行进、吹朔法尔等；不可以佩带武器，不可拥有一切战争物资（由于马也被包括在战争物资之内，非穆斯林只能骑骡子和毛驴）；不能与异族通婚；犹太人的脖子上挂一件5磅重的东西，以回忆他们的祖先对金牛犊的崇拜；犹太人与基督徒要在衣服上贴黄色标记、身上挂着非信徒字样的银币；犹太女子要穿红、黑两种颜色的鞋子，脚上还要系上铃铛，走起路来很远就能听到声音等等（20）。但实际上穆斯林政权针对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的立法都没有认真执行，“这些限制不能阻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穆斯林与犹太人已经被共同的商业利益与相互的吸引力而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社会上层人物之间建立了联系。当犹太人在商业、医学以及学术界取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后，他们必然与那些非犹太人的同事们发生职业方面的往来。而那些敬仰犹太人专门学识的阿拉伯人也常常忽略社会与立法方面的限制”（21）。
    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分布极其广泛，他们主要从事经商与手工业。他们通晓罗马语、希腊语，也会讲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与世界许多地方保持商业、贸易与文化的联系，因此，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的许多城市里都有犹太店主，经营多种产品，犹太人活跃于各种市场。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加洛林帝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身份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的世界，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这时，犹太人则自然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他们借助于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承担起了世界商人的使命，在9世纪，巴黎和巴格达或开罗之间的绝大部分商业事务都用希伯来语办理。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庭、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22）。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由于犹太人经济地位较高，也有比较好的文化素养，因此不少人担任了阿拉伯宫廷的外交、贸易、财政顾问。9世纪时，巴格达的一位大臣曾说过：“我之所以任用非伊斯兰教徒担任行政职务，并不是因为我对犹太教或基督教怀有任何同情，而是他们对王室比穆斯林更加忠诚。”（23）
    穆斯林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逐渐恢复，自哈德良皇帝开始，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基督徒延续了这一禁令，穆斯林时代虽然没有明确废除禁令，但实际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哈里发奥玛尔允许70个犹太家庭迁入耶路撒冷定居，并允许犹太人登上圣殿山，犹太人清洁了圣殿。后来，又有一些被称为“锡安哀悼者”的犹太人在西墙附近定居下来，拉比学院重新开学。在太巴列，希伯来诗歌创作、经典注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对维护希伯来语的发音与句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加沙、阿什克伦等地，犹太文化也得以恢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并得到了各地教友的支持，并一直维持到十字军入侵。
    在叙利亚，犹太人大批定居于特里波里、推罗、阿乐颇等地，尤其是大马士革形成了犹太文化的中心。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地，犹太人在学术发展与国际贸易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在埃及以西的凯鲁万、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摩洛哥等地的犹太社团也发展起来，并与巴比伦社团保持密切的联系。
    阿拉伯帝国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应了犹太人的地位以及与阿拉伯人的友好关系。公元1165年，即伊斯兰教历560年，有一位旅行家写道：“在伊斯兰帝国里，非阿拉伯人中的犹太人大约有30万人，分布在两河流域：洁齐莱、摩苏尔、欧克拜莱、瓦绥脱、巴格达、侯赖、库法、巴士拉，还在波斯境内的哈姆丹、伊斯法罕、设拉子、伽色尼、撒马尔罕等地。在波斯有两个地方被称为‘犹太人区’，一个是久尔加尼，一个是伊斯法罕。在巴格达约有1000名犹太人，有一胡同被称为‘犹太胡同’。艾布·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等犹太人圣训学家就生长在这条胡同里。伊斯兰纪元3世纪初，巴格达收缴的人头税每年为13万迪尔汗，4世纪初为1.6万第纳尔，从这两个数字可知当时巴格达缴纳丁税的非穆斯林为1.5万人。”（24）
    阿拉伯学者艾布·索利哈·麦斯欧迪也写诗称赞那些与他们杂居一起的犹太人：尽管犹太人的宗教令人生疑，我在他们之中找到了知己，凭你的宗教起誓，我和我的两位犹太朋友，似水乳交融、亲密无比。他俩是我结识的好友，我获得了真诚的友谊（25）。
    阿拉伯帝国时期，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树立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友好相处的典范，阿拉伯文化与犹太文化相互影响，共同繁荣，从而写下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民族关系史上的最辉煌、也最值得回味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