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功能在变迁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由于纪传体，本末体的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演进历程中主要史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和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将平民百姓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号称大文化史，成为一大流派，中国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这一主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
    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上个世纪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而又提出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所谓史学的“五朵金花”即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虽然有其学术价值，但又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所要阐明的是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社会发展史，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由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现代版，只是内容从帝王将相为主变为以农民战争为主。不同意见者如尚钺、傅筑夫、孙祚民都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遭受批判，以政治暴力扼杀了讨论的学术价值。史书从为帝王的诏谕训示服务到为共产党的政策服务，这就是60年代风行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由于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目的决定方式，其思维习惯、文本表述以及选材取料等手段大同小异，肇致内容的枯燥和贫乏化，凡是写农民领袖的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局限性云云，从先秦到清末一种格式，上下几千年，皆可挪用，简单化、标签化成为挥之不去的通病。史学界的前辈范文澜、翦伯赞等对这种倾向都有所批评，但都难以缓解。问题在于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是高压在史学工作者头上的大山，人人都是螺丝钉或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史学就跟向哪，要歌颂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成为热点，“文革”前17年以太平天国文章最多，3000多篇，居各类论文之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干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资治通鉴或政治教科书的，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间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代代相因的社会造就尊祖敬史的社会心态，治国理政只要效法祖先，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凝聚效益，因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论这句话行得通行不通，都反映小农经济形态中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维护统治的，夺取政权的，革新的，保守的都要寻找历史依据，在史书上做文章。西汉的统治者崇奉今文尚书，篡汉的王莽就抬出古文经；反对新政的司马光效法《春秋》，王安石就攻击《春秋》是“断烂朝报”。士大夫们以史教为楷模，攻经读史，谋求攀升，史书成为政治斗争和跻身仕途的工具。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步入全球化时代，社会风貌大变化，过去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现在是站在世界看中国，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在静态的社会治国理政，是寻找历史依据，向后看。现在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潮起潮落，瞬息万变，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许多是前人从未经历的事件，史事也不足以应付现实的变幻。治国理政不再需要寻章摘故，而是要眼观五洲风云，耳听四海浪涛，历史的参照系降到最低点，即使推崇史书的统治者，也未必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通晓历史，饱读经书，出口就有历史典故，可他只是玩历史，将历史为我所用，倘若他真有历史情怀，又何至于发动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
    资政的功能在大幅度地缩减，历史还有何用？历史是现实的过去，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人拥有现实，人人就离不开历史，所以历史是人生、民族、国家的记忆，人们认识历史，如同婴儿来到世界，要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不可磨灭的天然血脉。历史与现实分置在不同的时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主观的，而是由不同时空界定的，历史和现实这个距离要靠教育做中介，运用历史知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提高人的思想能力。历史教育不仅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给人们以历史的启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规划未来。历史是通过启示为现实服务，这不是简单的比喻所能发挥的效用。不能把历史局限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还应该成为德育、智育、美育的内容，成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可以改进史学研究工作，既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史学的训诂、考证，本末源流的科学层次；更要重视对研究问题的价值、意义的追问，上升为理论的哲学层次。重视表达研究成果的可读性，改变文风，写出具有学术性和通俗性的优良读物，真正把人民创造的历史，交还给人民，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武器。
    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从史学对政治的关系来说是弱化了，而从对人民的受惠来说，又扩大了史学的服务功能，该弱化的就要弱化，这是时代赋予史学功能的变迁。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但它的真正价值是在现在和未来。现在流行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价值所在。要知道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但由于人、时、地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任何经验又都有局限性，有局限性的经验怎样告诉未来，这要仰仗对历史的解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现代人的解读，是现实的、鲜活的人的认识，历史本身只是缘由，讲史的不能不反映现代人的需求，这也可视为现代史向过去的延伸。
    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历史资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人类社会本是层层相因的有机整体，某些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所以古今异时，环境有别的社会现象又具有某种共性，使今人有所参照。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这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拉长了我们与传统的距离，然而永不衰竭的历史长流又无处不在地滋润我们的生活。史书给人以知识，更授予读者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聪明人往往看重悟性，历史智慧就是激发悟性的酵母和温床。所以一些国家或企业的领导班子往往有熟悉历史的智囊人物参与战略研究，使决策具有驾驭势态的历史威力。史学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