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证明，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一是理论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相比之下，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后者，它带给历史研究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即便是新资料、新对象的发现，除了偶然因素之外，也常与新的理论方法的启发有关，否则，再有价值的资料，也可能视而不见，甚至被看作一堆破烂。②在理论方法上，中国史学经历了传统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多元化史学的时代，其中尤以清末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时期最为活跃。尤其是近三十年，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纷纷面世，以中国近代史而言，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区域史范式等都颇引人瞩目。新的理论方法的产生和运用，既与中国自身的社会变迁和学术求变有关，也受到海外研究的浸染，这些研究中既有纯粹国外学者的著作，也有留学国外的华人学者的著作。比较而言，在今天中国近代史学界风头最劲者，当属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其中，曾受到中西学术训练的王笛及其著作，特别值得关注。熟悉王笛学术经历的人知道，他于1978-198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完成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1991年他远赴美国深造，1999年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利用在美国受到的学术训练，开始了对成都的研究，连续出版《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这两部专著广受学界称赞，为王笛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赢得极大声誉。这两部著作是“小历史”与“大历史”相结合的微观史作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本文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茶馆》一书进行评论。③方法论的涵义颇为广泛，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主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作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使用了哪些理论和方法？如何逻辑地阐述所要研究的问题？做出了哪些解释？这几个方面，基本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内在理路。笔者希望借此与史学界同行尤其是年轻一辈学者共同讨论，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只有好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④
    一、茶馆问题的“小”与“大”
    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就是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课题。但能否找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取决于学者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判断。因为几乎没有无中生有的研究，即使有个别的无中生有，也一定是在了解之后才做出“无”的结论，并生出“有”的问题。对此，王笛显得非常自信，“我的每本书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有些点是共同的，就是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之上，不是凭空出世的”。⑤
    《茶馆》是一部微观的“小历史”著作，正是小历史构成了茶馆之所以成为茶馆的特质，问题意识首先也就是针对“小历史”而产生的，即对茶馆本身研究的突破。不过，问题意识并不限于小历史自身的“小”，更有在“小”的基础之上的“大”，也即从茶馆研究中衍生的普遍问题。
    就茶馆本身来说，虽然已有学者强调茶馆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王笛发现，仍有以下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学术界尚无关于中国茶馆历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更没有一部中国茶馆的史学专著，“这是与茶馆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极不相称的”。⑥在中国城市的茶馆中，成都尤具特色，“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⑦正因为此，对成都茶馆历史的全面研究就更具学术价值。
    第二，以往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和茶馆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关于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的论著较多，而对内陆城市尤其是从日常生活角度进行研究却几为空白；欧美城市史学者对西方的公共聚集场所如咖啡馆、酒吧、酒馆等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而中国城市史学者比较忽视对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以往研究茶馆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初，很少关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茶馆；中国经济史学者对现代工厂和公司有不少研究，但对过去在城市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茶馆等小店铺却鲜有探讨，更谈不到对它们经营的分析；在中国城市劳工史的研究中，几乎都集中于工厂工人，而占劳工队伍绝大部分、更能代表城市文化和生活的小作坊、小店铺工人，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茶馆、饭馆工作人员尤其是女工角色的考察；一些学者强调精英在灾荒赈济、常平仓、慈善事业、地方修建等方面的活动及影响，但没有将茶馆讲理这种社会调解包括在内。⑧以上诸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以往学者对茶馆的研究取向不够全面。譬如，日本学者强调茶馆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展，扮演了复杂的社会角色，侧重描述人们利用茶馆进行娱乐、赌博等活动，并在那里解决纠纷。美国学者把茶馆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和影响中国城市历史诸多因素之一，指出茶馆经常被宗族、职业、社会等各种组织作为聚会、解决纠纷之地，是地方精英的活动场所。⑨王笛在《街头文化》一书中也曾设置两节阐述茶馆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茶馆中的阶级与冲突。不过，他认为应该进一步以成都茶馆为中心，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形象，勾画最基层单位的公共生活的完整画面，以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及其日常生活。这其中，应该回答以下问题：随着国家权力在茶馆和日常生活中的逐渐加强，地方文化如何抵制现代化所推行的文化同一模式？大众、社会集团和组织是如何依赖和利用茶馆的？茶馆是怎样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地方？为什么高度密集的茶馆能够生存，其经营的秘诀是什么？茶馆的职业组织在政府和行业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茶馆中工作条件怎样，茶馆雇工创造了什么样的工作场所文化？为什么社会改良者和政府官员力图控制茶馆，他们是怎样控制的，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茶馆在何种程度上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扮演了什么样的政治角色？总之可归结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承担了什么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