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博大精深，而自古以来尤以史学一门得天独厚。中国史学史料浩瀚，研究成果丰硕，学人虽皓首穷经，亦未能尽其万一，长有望断昊海涯际之叹。学术研究虽贵在创新，而创新之法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传统与现代、中土与外域学者治学状况，我们发现，虽然历史研究治学门径各异，学术创新理论方法不同，然究其根本，质其关键，实不出功力、视野、理论三者。
    一、功力
    历史学是一门特别强调基础知识、注重学术积累的学科，多数历史学家之所以大器晚成，就是因为知识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形成，都离不开扎实的历史知识，离不开深厚的学术功力。
    为了获得这种学术功力，那些最后成功的历史学家们都是坚持走博通之路，日积月累，在学术上打下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他们在古文献和外文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广泛涉猎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知识，继而充分占有研究材料，逐步加深知识积累，从而形成广博、厚重的学术优势。
    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特别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例如，他为了撰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集史料极多，积累的稿本有三尺之厚。既博览群书，又善于抉择。经删繁去复，选取190余条，最后写成文章也只有2万多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依据典籍220余种，该书“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例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声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①他坚持广泛搜集正史、杂史、金石、碑刻、方志、档案、文集、诗赋、画谱、题名录、语录等史料，然后进行深入考证，认为只有确实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草草成文，无佳文可言也”，陈垣因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坛，而该作从初稿到最后定本，历时18年之久。
    陈垣先生为了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主要宗教，广泛搜集挖掘史料，披沙拣金，终于掌握了大量的、新的宗教史料，并借助于他对历史的把握及研究方法的造诣，开拓了中国近代宗教史学的崭新途径。②其学术研究之沉潜深入，厚积薄发，常人难以想象，也少有匹敌。
    历史学家邵循正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通意大利语、俄语，学过波斯语、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满文，他直接将蒙文资料《元朝秘史》、波斯文资料《集史》与汉文资料《元史》和法、德、英等欧西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和参证，发现《元史》存在的缺憾；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他十分重视晚清、民国私人笔记内保存的近代史料，并还因此推动组织编辑《近代中国史料笔记丛刊》。③正因为在史料挖掘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邵循正在研究中才能够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解决前人无法侦知的问题。
    一个学者的知识体系，往往决定他的研究视野、范围和深度，因此非常有必要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形成深厚的知识积淀。中国学者中，陈寅恪、王国维、钱穆、吕思勉等许多史学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④，他们在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拥有一般人所未能具备的优势。⑤通过对上百位垂范当代史家生平治学状况⑥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在少年时代接受严格的国学训练，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学、小学、史学等有坚实的基础；青年时代接受西方学术的训练，具备多个学科的扎实知识。他们学术根底深厚，其中不少人还精通多种外文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起点上优于一般学者，也比现代人从20岁左右开始学习史学的起点高出许多。正是因为拥有相当完善的知识体系和广博的学术积累，从而决定了他们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对于历史学研究者学术功力乃至学术水准的考量，以往有许多不同的概括。其中，“史家四长”之说，比较被大家所认可。总结和分析其中蕴含的要素，可以证明重视学术功力对于史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创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史德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论著《文史通义》中，专门论述了史德问题，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⑦。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学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⑧，特别是史家治史的客观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章学诚对于史识-史德-心术内在联系的阐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⑨
    历史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史实永远是历史学的基石，也是历史学存在与发展的生命之源。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等，都是历史学家史德的具体表现。如果学者无德，或歪曲事实，或另有所图，或党同伐异，或掠人之美……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无济于事。真正具备优良品质的历史学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探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