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历史研究要想达到创新，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提出前所未有的新理论。中外史学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理论研究的创新相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呼唤理论创新的时代，理论创新的要求十分迫切，积极回应和解决时代发展、学术进步的新问题，就能开拓历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史学理论创新涉及基本体系的构建和具体内容的突破。将史学理论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具体运用或仅限于史学主体问题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广义上说，史学理论是对历史考证、历史编纂、历史解释等研究领域反思的理论结晶。史学研究主体、历史时空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及要求，决定了史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而史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则直接推动史学理论的创新。历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和方面：
    （一）开拓一切可能的渠道理解历史。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之间，存在着种种通道，人们理解历史，往往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即符号、文献等历史记录，遗存、文物等历史客体遗骸，愿望、观念、情操、人格、人性、理性、信仰、命运等生命表现，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制度等文化样态，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战争等历史事务的各种领域，整体、全局、系统等历史变迁，商业与交往、社会生活、职业和家庭等历史状况，公共事务、会议、争论、利益、地域、种族、语言、环境、时代、风气等历史事件中的有效因素。此外，还包括各种可能性的广阔领域。历史理解渠道的开拓，有利于人们接近真实历史。
    （二）探索和运用历史解释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在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之间建立历史理解的通道，决定了历史解释的方式。根据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实践，这些方式可以有经验性解释，常识性解释，寓言式解释，假设性解释，因果性解释，实用解释，多元解释，以某一观点为中心线索的解释，根据统一模式进行的解释，科学解释（从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范式、逻辑、定律、规则等出发所作的解释和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角度进行的解释），文化解释（从哲学、宗教、文学、美术等思维定势、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艺术普遍水准出发的解释）……总结各种解释方式的理论与实践，摸索出历史解释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并加以运用，必能获得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始终坚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提取现代价值这一研究方向和重要使命，深化、细化现代价值，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揭示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上。历史真理可以具体分为事实真理、启示真理、普遍真理、永恒真理等；历史精神可以具体划分为民族精神、人类精神、时代精神、世界精神、文化精神、学术精神、内在精神、客观精神，等等。
    （四）大胆吸收和借鉴中外学术研究的广泛成果。在历史学研究中，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困扰着人们，例如历史学家如何对客观历史进行理解和解释？这些理解和解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对于客观历史理解和解释的界限、极限何在？历史学家凭借什么完成理解和解释？如何检验理解和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近年来，西方历史哲学也对历史理解和解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探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只要我们勇于探索，就有可能在历史解释研究领域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理论上的突破必然引起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史学方法是关于如何获得具体历史认识的一种经验性知识形态，是历史研究实践中具体研究经验的总结。针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具体性、经验性和应用范围，经常加以总结，将史学方法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探寻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弄清各种具体方法在史学认识整体中的地位、作用、合理性、局限性及其适用范围，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不断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
    史学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也将带来史料开掘与运用的崭新变化。如前所述，任何一项历史研究工作，都是从搜集史料开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散乱而无系统，因此，搜集史料既重要又艰难。历史学家均十分重视史料和新史料，如能直接获得第一手史料，并能扩大新史料，便能取得研究的进步；相反，则导致研究的先天不足。学者们之所以普遍重视档案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目的都在于取得新史料，运用新材料。研究者发现前人从未见过的史料，属于史料开掘意义上的创新。例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的面世，带动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档案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客观历史实际的了解。此外，宗教史料、民族史料、地方史料等的发现和整理，则为发展宗教史、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历史学家除了利用官修史书之外，还要重视各种野史笔记，相互验证。例如，在研究明清史时，除了实录、档案、文件、契约、地方志书，还要搜集野史笔记资料，重视金石、考古、方志等资料，关注田野调查资料等。因此，在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再走出史料、寻求创新，学术研究的普遍性才能与认同性达到和谐一致。史料开掘和运用的创新价值即在于此。
    史学研究在理论上的进步、创新，还将促进史书编纂形式的革新。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史书编纂也在不断创新。以原有史书体裁为基础，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综合运用，相互配合，尝试探索，不断走出史书编纂的新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其中“新综合体”编纂模式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证：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家就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综合体，先是历史学家罗尔纲创新综合体撰写《太平天国史》（28），后来，历史学家白寿彝采用新综合体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29）。这类新综合体由“序说”、“综述”、“纪年”、“典志”、“传记”、“表”等多种体裁配合而成。“叙论”或“序说”置于卷首，或概括全书，或用来说明基本资料、论述总结研究成果，交代编撰意图等等；“综述”为全书的主干，用来叙述历史发展的总象；“典志”用以记载典章制度或专史，设有地理、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等门类。“传记”则是记录人物，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历史人物的群象。这种综合体裁已经发挥了当代作用，为大型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30）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日益普及，现代传媒载体及音像制作手段不断更新，传统的、单纯的文本阅读拓展为现代的、多元的知识传播和接受方式。史书编纂需要独辟蹊径，不断创新，以凝聚人类记忆的历史知识，作为巨大的文化资源宝库，向全社会开放，为全体大众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