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
    学问“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41）一切历史研究，无论是问题意识的确立、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是资料的解读、叙事的重构，最终都要服从于一个目标，即解答问题意识，对历史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推动历史认识的进步。《茶馆》既对茶馆本身的具体问题给予了分析，也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做出了解释，这里主要介绍后者，因为它是贯穿整项研究的普遍意识，也是与学界对话的平台。王笛的基本结论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42）与其他涉及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相比，这一结论并非独创，但从一个内陆城市的个案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增加了实证支持，却属少见。
    首先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国家权力之所以向地方社会下移，主要是晚清以来追求现代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所决定的。在此过程中，“城市改良运动，便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43）在成都，茶馆作为民众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往往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但在地方政府看来，茶馆的生活、卫生、娱乐对社会和城市形象是有害的，所以清末以来一共颁布过15项关于茶馆安全和秩序的禁令、规章，不仅对茶馆的数量进行控制，更将其空间置于国家的监视之下。（44）其中，对娱乐与政治的控制尤为突出。
    大众娱乐是一个有力的教育工具，人们尤其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多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但清末民初以降，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地方戏，禁止一切不过是关于爱情、罗曼史的所谓“淫戏”，认为它们会导致年轻人变得下流、淫邪，而把“新”的、“积极的”、“进步的”的情节加入传统戏剧之中，灌输政治主张、正统思想。由此，地方戏按照精英的构想被改造了。在抗日战争中，政府更是利用民族危机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把国家权力深入到茶馆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45）
    其次，国家权力还从政治方面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茶馆不仅是交流最近新闻、传播小道消息的场所，也是一个发生各种冲突的地方，因此在政府和精英看来，茶馆是传播流言蜚语和滋生弊病、歹徒藏身之地，必须严加控制。尤其是当人们在茶馆谈论各种政治话题时，政府就强制实施各种规章，压制和批评不同政见，惩罚自由表达思想的茶客。政府还利用茶馆进行政治宣传，如要求悬挂国旗党旗、政治标语、国民公约、领袖画像，摆放经过审查的报纸图书等。在抗战期间，茶馆更成为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政府利用茶馆发动民众抗战，激发爱国热情，压制挑战当局的思想和活动，以树立战时绝对权威。国共决战爆发后，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和经济状况的恶化，政治聚会、政治话题更成为一种危险和忌讳。（46）
    面对国家权力的干预和控制，茶馆有什么反应呢？王笛的研究表明，“地方文化对试图改变它的外部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47）
    政府颁布的法令和改良措施增加了茶馆的经营成本，也威胁到以茶馆为生者的利益，茶馆、茶客和其他依靠茶馆为生的人遂结成抵抗政府的同盟，以维持其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茶馆一般采取三种态度进行抵制：一是“消极抵抗”，既不公开反对新政策，也不积极执行；二是通过集体行动，特别是在茶价和征税问题上与政府抗争；三是自己抗争，有时也能达到目的。如上所述，政府对茶馆娱乐的限制颇多，但茶馆并没有认真遵守，茶馆和艺人都能充分运用各种策略，与权势部门周旋，以求得生存。（48）
    如果说茶馆的行为对国家政策基本上是抵制的，茶社业公会与政府却有着合作与冲突的两面性。该组织由晚清的茶社帮发展而来，1931年、1936年在政府支持下经过两次重组。与传统行会的相对独立与自治不同，民国时期行会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日益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控制。茶社业公会的日常事务虽由理事会负责处理，但其重要决定在相当程度上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总的说来，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是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关系。政府对茶馆的新政策依靠茶社业公会传达到茶馆，远比直接控制整个行业和各个茶馆容易得多。茶社业公会则尽力维持政府与茶馆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为了茶馆行业的利益而与国家进行协商乃至斗争，将茶馆的诉求上呈到政府；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行规”，茶社业公会与政府又保持良好关系，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来控制茶馆数量，维持统一价格，减少同业竞争。但这与所谓茶馆追求的“营业自由”又发生了冲突，体现了公会的两难处境。（49）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过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逐步下沉，以及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但所有的冲击都没有击垮传统文化的生存。直到1949年末，茶馆业依然不衰，仍有659家茶馆，达到1935年以来的最高峰。对此，王笛指出：“茶馆作为成都社会的最基本设施，也展示了其坚韧和旺盛的生命力。无论限制多么严格，经济状况多么恶化，国家打击多么沉重，茶馆总能找到生存之道。”（50）如果说，以往研究更多强调在西方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王笛却发现，文化是最根深蒂固的因素，大众文化有惊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即便大众文化从表面看是改变了，但骨子里却仍然是传统的。（51）
    地方文化、茶馆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延续与生存，除了对国家权力的抵制以外，王笛认为仍在于地方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52）
    首先，茶馆满足了各类人群的休闲或社交需求。坐茶馆已是成都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去茶馆会友、聊天、获得信息或者打发时间。从年龄上说，老年人占大部分，他们一般都到住处附近的茶馆吃茶，成为最忠实的顾客。从社会地位来说，大多数茶客是日夜讨生活的下层人，如轿夫、小贩、黄包车夫、店铺的店员、餐馆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雇工等。但茶客中也有大户子弟、城居地主以及有身份的学者、官员、社会名流。无论是精英还是下层大众，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甚至形成因茶聚会的团体，称“茶轮”，二三十个朋友、熟人或同行定期在一家茶馆碰面，轮流坐庄付茶钱。这些小团体建立起紧密的社会网络，在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政治活动上相互支持。
    其次，不同行业或群体借助茶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商人、小贩需要茶馆，在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没有一个贸易中心，茶馆俨然是一个“市场”，弥补了这个缺陷，适应了以小商小贩为主的经济模式。商人通过沟通、谈判、签合同完成交易，小贩则直接把香烟、糖果等日常用品带到茶馆销售。服务性行业也需要茶馆，热脸帕、装水烟、算命、理发、工匠、擦鞋、掏耳朵、修脚等各行各业，都是通过为茶客服务谋生。艺人依靠茶馆，茶馆为艺人提供演出的场所，茶客享受乐趣，艺人有了生计来源。还有一些提供行业聚会和交易的茶馆，如安乐寺茶社是经营西药、酱油、粮油、文具商人的聚会处，华华茶厅是茶叶和洋纱的交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