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之地。当时，中国政治南北对峙，东晋南朝途经吐谷浑与西域和漠北柔然的交通往来，形成了从益州（今四川）至鄯善（今新疆若羌）之间的一条与河西走廊平行的东西通道。因南朝封吐谷浑为河南王，又因其地在今青海省黄河及其支流湟水以南，这条通道被称为“河南道”、“羌中道”，也称“吐谷浑道”或“青海道”。河南道以西宁和张掖为枢纽，承东启西，通南达北，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东晋法显西行求法由长安度陇，经兰州到西宁，就是经过河南道，北上越过养楼山（达坂山）到达张掖，然后继续西行。上述昙无竭、宋云等人西行求法，也曾经过河南道。宋元嘉末年，释慧览从酒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返回时从罽宾归国，先至于阗，经由河南道入吐谷浑，而后南向入蜀。[10]元徽三年（475），释法献“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11]既到于阗，欲度葱岭，由于栈道断绝，遂从于阗而返。两晋南北朝时期，经行河南道的高僧还有单道开、释法绪、释昙弘、释道汪、释慧睿、释智猛、释僧隐、释玄畅、释明达等。[12]据汶江先生统计，经行河南道的西行求法僧约占两晋南北朝西行求法僧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13]
    有唐一代，中国僧人掀起西行求法运动的新高潮，西行人数之多，游历地区之广，空前绝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师。贞观三年（628），玄奘从长安出发，经陇山古道，历秦州、兰州、凉州、瓜州，出玉门关后，渡莫贺延碛，到伊吾，至高昌，从高昌继续西行，至“阿耆尼国……西南行……至屈支国……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此则葱岭北原，水多东流矣……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14]玄奘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经过赭时（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国（即撒马尔罕）、羯霜那国（即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兹），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东南方向渡阿姆河，经吐火罗斯坦至印度。玄奘所经阿耆尼国即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即龟兹（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即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所过凌山即拔达岭（今别迭里山口），大清池即热海（今伊塞克湖），素叶水城即碎叶城（今托克马克）。玄奘是先沿着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西行，然后在西域境内依丝路中段中道，最后循着丝路西段北道前行。贞观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国，他溯恒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经弗栗恃萨傥那国（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进入吐火罗国故地，再穿过瓦罕走廊达摩悉铁帝国（瓦罕之南）、东行至波谜罗川（即瓦罕河谷）越过葱岭，至揭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但未从丝路中段西域南道东行，而是经乌铩国（今新疆莎车），绕道佉沙国（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国（今新疆叶城）到达瞿萨旦那国（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经尼壤（今新疆民丰）、折摩驮那国（今新疆且末）、纳缚波故国（今新疆若羌），到达罗布泊地区，再到敦煌，沿丝路东段南道，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唐长安。[15]
    中古时期，身披袈裟、口诵佛经的佛教僧人们，为法忘身，背井离乡，万里迢迢，穿行在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中西陆路交通大道上。“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16]“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7]法显入印度后，“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18]他经过鸡足山，“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师子、虎、狼，不可妄行。”[19]昙无竭“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20]宋云登葱岭山，“山路剞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21]玄奘西行求法东归，在尼壤城（今新疆民丰）以东经过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22]戈壁、沙漠、雪山、大河，艰危万重。汉唐佛教僧侣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往来于充满艰险的中西陆路交通大道上。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深深的足印，成为后人前进的路标。佛教徒“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23]他们轻生重道，履险若夷，“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途，热海波涛之路”。[24]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教僧人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中古中西陆路交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佛教对中古中外海路交通的推动
    佛教不仅对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有相当助力，而且对海路交通的发展也增益不少。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很早就掌握了造船技术，不仅开辟了我国沿海的海上交通，而且开辟了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至迟在两汉时期还开辟了对印度洋的远海交通。汉唐时期，中外僧人为了求法巡礼，泛舶海中，远渡重洋，从而推动了中古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发展。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在中土迅速发展后，又很快传入了东邻朝鲜半岛诸国。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前秦皇帝苻坚派遣顺道和尚给高句丽送去了佛像和佛经。从此，佛教始传高句丽。374年，前秦又派遣僧人阿道前往高句丽弘扬佛教。与此同时，高句丽僧人义渊、惠灌、智晃、定法师等人又来中国求法。384年七月，百济枕流王遣使入晋朝贡。这年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百济，枕流王迎之宫内礼敬。佛教传入百济，始于这年。此后，百济又多次向中国求佛经。由今朝鲜汉江口、南阳湾渡海至山东半岛是古代百济与中国的交通路线。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间接促进了中国与百济和高句丽的海上交通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