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典籍记载为研究中古中外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对陆路和海路交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还表现在中古佛教典籍里保存了弥足珍贵的中外交通史资料。
    中印两国之间的相互往来是中古中外交通的重要内容，而关于中印交通路线最全面、最详细的记载见于佛教著作《释迦方志》。唐高僧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曰：“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道宣所说“三道”，文繁不能俱引，概括起来说，东道自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出，经今青海、西藏西南行，至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中道从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行，循“丝绸之路”西域南道，入印度；北道自伊州（今新疆哈密）经今天山山脉和塔里木河之间的通道西行，越过凌山（别迭里山口），经中亚，入印度。这三道中，北道即通常所说的“丝路”中段北道，中道则是“丝路”中段南道，东道即是“吐蕃-泥婆罗道”。其中，北道和中道也见于唐代及唐代以前的有关史籍，但以道宣《释迦方志》对其经由和里程记述得最为翔实。尤为可贵的是，关于唐代中印交通的“吐蕃-泥婆罗道”，汉文史籍的记载首推《释迦方志》。两《唐书·地理志》以及唐代其他史籍都未记载这条中印交通线。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虽然说玄照等人西行求法经过此道，但未交待此道的具体走向。《释迦方志》记载，唐代吐蕃-泥婆罗道“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餘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旦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释迦方志》关于吐蕃-泥婆罗道具体走向的记载，为近年来在西藏西南边境吉隆县考古发现的唐代摩崖石碑《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证实。[47]这是一条由西藏经泥婆罗（尼泊尔）至印度的通道，大体走向是：经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至日月山、青海湖附近，转而西南行，经都兰、格尔木，越唐古拉山口，进入今西藏，经安多、那曲，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进入尼泊尔，进而抵达北印度。此路是唐代中印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对研究中外交通史很有价值。
    佛教典籍中保存有丰富的中外交通史料。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四中的一条注就记载了唐代西行求法高僧从印度归国的返程路线：“（耽摩立底）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从斯两月泛舶东南，到羯荼国，此属佛逝。舶到之时，正当二月。若向师子洲，西南进舶，传有七百驿。停此至冬，泛舶南上，一月许到末罗游洲，今为佛逝多国矣。亦以正二月而达，停止夏半，泛舶北行，可一月余，便达广府，经停向当年半矣。若有福力扶持，所在则乐如行市。如其宿因业薄，到处实危若倾巢。”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详细记述了唐代西行求法僧人前往印度的路线，而对他们归来时的路线语焉不详，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中的这条注因而十分珍贵。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说：“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义净在此没有说明牂柯道的具体走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音义云：“……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柯，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检寻《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经（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嶲、不喜（韦）、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夷），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随）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氐）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吐）蕃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人（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义净把此路称做“牂柯道”，并不准确。因为唐代牂柯约当今贵州中南部，不过，牂柯道起点在僰道（今四川宜宾），由此往东南也可到云南，由云南入天竺。慧琳在对“牂柯”的注解中，又说从越嶲、姚州、永昌往西，再经吐蕃南界，而入天竺。这一路途大体上与贾耽所记边州入四夷路程的由云南入天竺之“西道”相吻合，只是慧琳所记道程颇为舛误含混。[48]尽管如此，由于唐代史籍关于中国西南通印度道路的记载，除了《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边州入四夷道第六“安南通天竺道”外，就是慧琳的这条记载了，加之慧琳所引用的《南方记》等书早已不存，因此，慧琳的这条记载对研究唐代对外交通史来说十分重要。
    最为集中反映中古中外交通的佛教典籍是西行求法僧人的各种行记。中古时期，西行求法高僧很多，他们归来后多有行记问世。西行求法僧沙门支僧载《外国事》、宝云《游履外国传》、道普《游履异域传》、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法盛《历国传》、竺法维《佛国记》、竺枝《扶南记》、无行《中天附书》等，都直接反映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的实际状况。惜乎这些行记佚失十分严重，支僧载《外国事》仅有只言片语为《水经注》、《太平御览》所引，智猛《游行外国传》现存者仅有见于《初学记》和《出三藏记集》所引的寥寥几条，其他行记则亡佚无存。以上诸书倘若存世，当可补正中外史地的许多问题，无疑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
    关于中古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史《外国传》和《地理志》的记载一般比较简略，而且往往是综合他书抄掇而成，自然不如佛教僧人行记耳闻目见的详细、可靠。中古佛教僧人行记佚失了很多，留传下来的却也不少，直接反映了中古中国的对外交通状况。《法显传》的作者东晋高僧法显以亲身经历，亲笔自写，记述了除中国本土外，还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重要著作。特别重要的是，《法显传》对东晋时期航海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沿途水文气象等都有记载，是研究四、五世纪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珍贵资料，使其成为中国第一部详细的航海行记，在中国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魏宋云西行求法归来后撰写有关于他西行的《宋云家纪》，与他同行的惠生也撰有《行纪》，可惜均已散佚。所幸与宋云同时代的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中记述了宋云等人西行的情况，后世学者习惯上把《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宋云西行的这段文字称为《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西行亲身经历的110个以及传闻听说的28个城邦、国家、地区的历史地理，其中对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镇都邑、道路关隘的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线时比定地名的指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按玄奘经行的路线记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陆路交通路线的脉络。《法显传》、《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时间上连续性的记载，对于后世比较完整地研究中古中国对外交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