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新罗的时间，比高句丽晚大约50多年。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528年，佛教传入了新罗。此后，南朝梁、陈多次派遣使者及僧人赴新罗赠送佛经。549年，梁朝遣使与新罗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565年，陈朝遣使刘思与僧明观入新罗，送释氏经论1700多卷。与此同时，新罗僧人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游方参学，求法巡礼。古代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往来既有陆路，也有海路。陆路由营州（今辽宁朝阳）、安东都护府（今辽宁辽阳）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海路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东北海行至新罗王城（今韩国庆州）。[25]由于陆路遥远难行，古代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往来主要走海路。著名的入唐新罗僧人义湘往返就都是海路，他“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26]几年后从文登县又乘船渡海东归。据统计，590-907年三百余年间，入华新罗僧侣多达185人。[27]隋唐时期，大批佛教僧侣频繁往来于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大海上，这无疑是中古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重要内容。
    佛教传入新罗不久，接着又传入了日本。日本平安朝初期（794-894年），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十分兴盛。唐与日本之间有多条海上航线，北路自难波（今日本大阪），经筑紫（今九州北部）、壹岐岛、对马岛，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再沿辽东半岛东岸西南下，最后横渡渤海湾，在唐朝登州登陆。南岛路自难波，经筑紫、夜久（今屋久岛）、吐火罗（今宝诸岛）、奄美（今大岛），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南路自难波，经筑紫、值嘉岛（今日本五岛），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登陆。[28]唐朝高僧鉴真泛海东渡一共六次，第六次东渡日本的路线大致依循南岛路，他从扬州出发，越过东海，先至阿儿奈波岛（今日本冲绳岛），经多祢岛（今种子岛）、益救岛（今屋久岛）、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西南方村大字秋目浦）到筑志（今九州北部），再经难波、河内国（今大阪府），最终到达当时日本首都奈良。[29]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所走是海道南岛路，回国时则循北路。隋唐时期，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巡礼之风极盛，入唐学问僧、请益僧为数众多。中日佛教僧人的海上往来，必然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海路交通的发展和繁荣。
    佛教对中国古代海路交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之大莫过于对南海之路的推波助澜。古代中国的南海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汉武帝时期，就开辟了从中国东南海港徐闻（今广东雷州市岛南端）、合浦（今广西合浦）等地出发，经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到达印度在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和已程不国（今锡兰岛）。[30]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海交通在两汉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于是，不少中外僧人乘船到达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来往于中印之间。天竺人耆域是最早从海路来到中国的外国僧人，他“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31]于晋惠帝末年到达洛阳。东晋法显从西北陆路西行到印度，归国时则取道海路返回。法显乘商人大船到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东行至广州，因“遇黑风暴雨”，西北行至青州长广郡界（今山东崂山）后上岸。罽宾国人昙摩耶舍逾历名邦，履践郡国，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到达广州。[32]南北朝时期，往来南海海路的中外僧人还有智严、昙无竭、道普、佛驮跋陀罗、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僧伽婆罗、拘那罗陀（真谛）、须菩提等人。昙无竭西行求法，去时遵陆路，“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33]而回国。罽宾国人佛驮什于宋景平元年（423）届于扬州。[34]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随舶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35]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拘那罗陀历游诸国，他携带经论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先到南海，于梁太清二年（548）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36]除了广州和扬州，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可知，番禺、梁安郡（今福建泉州）、晋安郡（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胶州一带（山东半岛）也是当时中外僧人乘舶海上往来的重要港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对外海路交通虽已有较大发展，不过，陆路仍占据当时中外交通往来的主导地位。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加之大食势力侵入中亚，中西陆路交通拥塞受阻，中外交通重心遂即转移到了东南海路。从广州等沿海口岸经南海西行的唐代对外海上交通线日益繁荣，外国高僧大多经南海诸国至广州或交州（今越南河内附近），然后到中国内地弘法。中印度人释极量和莲华、南印度人金刚智、北天竺人不空和智慧等都是从南海海路来到中国。南印度人金刚智曾游师子国，登楞伽山，泛海东行，游历佛逝、裸人等二十馀国，“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37]北天竺迦毕试国沙门释般剌若“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执师子国之东。又集资粮，重修巨舶，遍历南海诸国”，[38]于唐德宗建中初年至广州，贞元二年（786）到达京师长安。
    在唐代，外国高僧海上泛舟而来传教，源源不断；中国高僧海上西行求法，如火如荼。开元二十九年（741），释含光等人乘昆仑舶离开广州前往诃陵国，“去时泛舶海中，遇巨鱼望舟，有吞噬之意”，[39]两次遭遇黑风暴，几乎丧生，终于到达师子国，后来游历五天竺，天宝六载（747），返回京师长安。又有释慧日在唐中宗时受具足戒，后遇义净三藏，遂萌发赴印求法之心，“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礼谒圣迹”，“计行七十馀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方达长安”。[40]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记唐代西行求法僧共60多人。这60多人中，并州常慜及弟子，益州明远、义朗、智岸、义玄、会宁，交州运期、木叉提婆、窥冲、慧琰，爱州智行、大乘灯，高昌彼岸、智岸，洛阳昙润、义辉、智弘，荆州道琳、昙光、慧命、无行、法振、乘悟，润州玄逵，襄阳灵运，澧州僧哲、大津，梁州乘如、贞固、道宏、法朗等人。几近三分之二的高僧循南海海路前往印度求法。其中，义净是中国佛教史上海路西行求法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僧人，他往返俱循南海海路。
    中古时期，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落后，对海潮、气象又不能预报，风暴、海浪、海礁、海盗的威胁，海上航行，九死一生，十分艰险。“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涛天。”[41]可是，中外佛教僧人无所畏惧，鼓舶海上，长渡沧溟，洵属难能可贵。法显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求那跋陀罗在海上断绝淡水五日，不空在海上遭遇黑风（大风暴）兼旬。常慜由江表随舶南征至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又乘船去印度，“解缆未远，忽起沧波”，[42]不经半日，他和弟子俱与船亡。释道普与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43]僧人智岸、窥冲、木叉提婆、智行、大乘灯、彼岸、昙润、义辉、无行、法振、乘悟皆于海路途中染病而亡。中古时期，佛教僧人虽然不是海洋航行的主体，但是他们泛舶海中，频繁出没在海洋风波里，有的遇疾而卒，有的舶沉身没，有的屡遭风暴，下落不明，莫知存亡，他们经历了海航的生死考验，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佛教僧人为中国古代对外海路交通的探索作出了积极贡献。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佛教僧人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航海经验。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十一月，义净离开广州南行，“于时广莫初飚，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44]这里所说的广莫指北风，朱方指西南方，百丈是指船舶上的纤缆，离箕谓其时风起，创节谓创逢节气（指冬至），玄朔指北方，五两是古代的一种候风器，用五两（或八两）鸡毛悬于船舶桅杆之上。南海和印度洋上，每年季风交替，冬季为东北风，夏季为西南风。古代航海全凭自然风力，从广州南航，均以冬季腊月出发；从南海北上，则均在五六月间。[45]可见，义净是利用信风之便，连纤缆都放置一边。当时的无行禅师“与智弘为伴，东风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国”，[46]也是利用了信风。佛教僧人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海洋知识，有助于人们对中外海路交通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