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对黑人、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骚乱
    美国北部在内战前曾经有过废奴主义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的白人都已经克服了种族主义思想，能够平等地对待黑人。霍夫斯台德曾经评论说：“[美国]北部的白人虽然反对奴隶制，但他们更加反对黑人。”(33)1841年发生在辛辛那提市的骚乱就为霍夫斯台德的论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俄亥俄州的黑人人口不断增加，遂引起该州白人的不安，他们尤其担心那里的自由黑人会藏匿逃亡的黑奴，于是有人便开始鼓动将黑人赶出俄亥俄。1829年，俄亥俄州正式要求每个黑人缴纳500美元的保证金，否则必须离开该州。然而在限期未到之前，由白人组成的暴徒就开始攻击黑人，结果导致1000名黑人逃亡到加拿大。不过，针对黑人的暴力行动并未因此而停顿下来。由于继续有黑人迁入俄亥俄并和那里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竞争工作机会，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攻击黑人的骚乱在1841年又开始了。随着暴力不断升级，黑人也开始反击。但是参加骚乱的白人越来越多，而且围观的人群也鼓励和怂恿暴徒攻击黑人。最后，当局只好动用军队将黑人护送至一所监狱，将他们保护起来。这是19世纪美国地方政府保护受害黑人罕有的一例。(34)但是，在骚乱开始时，《辛辛那提日报》就有评论说：未见警察当局采取任何措施去维持该市的秩序。(35)
    前文曾提及，随着内战的结束和奴隶的解放，黑人为反抗奴隶制而采取的暴力行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南部白人却不能接受黑人被解放这个事实，他们对黑人和白人共和党人采取了种种报复行动，试图恢复自己战前的统治地位，将黑人继续奴役下去。于是，针对黑人的私刑连续不断，还出现了3K党这样的恐怖组织。以下是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几起典型的针对黑人和移民的暴力事件。
    1866年新奥尔良市警察枪杀黑人的事件，是南部白人妄图恢复内战前种族秩序的突出实例。路易斯安那州1864年的制宪会议规定，只有白人才有投票权。这使得白人能够持续控制该州政府，并通过一系列法律，继续维持黑人被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激进共和党人也意识到，要壮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就必须赋予黑人选举权。1866年，他们在新奥尔良重开制宪会议，会场外聚集了大批黑人和白人，前者深受鼓舞，后者则愤怒异常。这时，一个白人故意引诱一个黑人朝他开枪，在场的警察既没有逮捕开枪的黑人，也没有要求他投降，而是朝黑人人群开枪射击。接着，很多白人和警察一起进攻会议厅。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警察冲入会议厅后，同样没有要求里面的黑人投降，而是朝着他们盲目扫射。等到联邦军队赶到现场时，至少已有38人丧生，其中34人是黑人。事后所有参加制宪会议的人都被教区的大陪审团起诉，而参与骚乱和杀害黑人的警察和白人却没有一个被送上法庭。(36)
    如果说南部白人对重建时期黑人获得选举权深恶痛绝，那么他们对黑人参政更是忍无可忍。1874年，密西西比州维克斯伯格(Vicksburg)市的白人逼迫黑人警长彼得·克劳斯比(Peter Crosby)向他们投降。克劳斯比招来该市的黑人保护他，约有125名武装起来的黑人赶到市区，而白人则组织起民兵，将克劳斯比关入监狱。后来黑人决定返回自己的住宅，但白人却追逐他们并开枪射击。在枪杀了一部分黑人和驱散另一部分之后，这些白人又在乡下徘徊，至少向30名黑人开枪射击或对他们动用私刑。(37)类似的仇视黑人参政的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时有发生。1896年，共和党人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l)当选为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人也随之有了在政府任职的机会。有人被任命为维尔明顿(Wilmington)市海关负责人，也有人成为邮政局长和地方执法官。1897年还有数名黑人被选入北卡州的众议院。1898年的选举前夕，该州的白人都表示不能再容忍黑人参政，他们组成的治安委员会恐吓并杀害了一些黑人，遂导致民主党大获全胜。11月10日，维尔明顿的白人开始了骚乱和对黑人的屠杀，导致20～100多名黑人被害。接着他们又将黑人市长赶下台，逼迫黑人官员辞职。随后，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了选举税和“祖父条款”等法律，彻底剥夺了黑人参政的机会。(38)
    美国白人社会的种族仇恨当然不仅仅是针对黑人，19世纪后半期发生在尤瑞卡(Eureka)、旗口(Chico)、洛杉矶、丹佛、西雅图-塔克玛(Tacoma)和斯内克河(Snake River)等地杀害华工的事件都是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而1885年白种工人在怀俄明州洛克温泉(Rock Springs)屠杀华工的事件尤为惨烈。当时有300多名中国移民在洛克温泉的煤矿做工。1885年9月，华工和白人矿工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紧接着，大约150名全副武装的白人袭击了华工的住地，杀死28名华人，还纵火烧毁了华工的居住区，导致数百名中国移民被赶出市镇，这起暴行给华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接近15万美元。事件发生后虽然当地警长逮捕了22名犯罪嫌疑人，并指控他们发动骚乱、纵火、谋杀和抢劫，但大陪审团竟然未对肇事者提起公诉。当中国驻美公使向国务卿贝亚德(Thomas Byard)进行交涉时，贝亚德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对这起惨案不负有任何责任。后来，国会只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而不是基于“条约的义务或国际法的准则”，才决定拨款15万美元作为赔偿。(39)
    上述的事例固然说明了19世纪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极端仇视，不过，主流社会对欧洲非新教移民的容忍度也非常有限。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新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攻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当时费城的爱尔兰人和新教徒围绕着选举和宗教等问题不断发生摩擦。40年代初，双方就公立学校是否要使用新教《圣经》的问题又发生了争执，当天主教徒说服学校当局允许他们使用旧教《圣经》时，新教徒决定诉诸暴力。1844年5月，他们在爱尔兰人居住的地区举行会议但遭到驱逐。于是他们开始聚集并向爱尔兰人居住区挺进，一路高喊杀死爱尔兰人的口号。他们在事件中烧毁了30多所房屋，两所教堂，导致至少14人死伤。双方在另一个地区也发生了交火，13人被杀死，50多人受伤。事后两个大陪审团都将责任推到爱尔兰人的身上。(40)
    1891年新奥尔良市杀害意大利移民的事件实际上是美国主流社会迫害东南欧非新教移民的继续。事发的前一年，该市负责调查意大利黑帮的警察局长遭到谋杀，临死前被问到谁是杀害他的凶手时，这位垂死的局长说：是意大利佬(Dagos)。于是那里的意大利移民立即成为这起谋杀案的首要嫌疑分子，有19名意大利人遭到逮捕并被指控谋杀。不过，虽然控方提出强有力的证据，但由于被告一方聘请了精干的律师，这些意大利人最终被陪审团宣布无罪释放，这个判决立即引起新教居民的强烈不满。翌年3月，大约有50名暴徒闯入关押意大利人的监狱，杀死了其中11人，而监狱当局对于这起暴力行为竟然未加制止。事后，意大利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并召回驻美大使，最终以美国向意大利赔偿125000里拉(lire)了事。(41)当局这种纵容的态度很可能对排外运动起到了鼓励作用，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在1891年后不断发生针对意大利移民的私刑。例如，在1896年有3名意大利人被杀害，在1899年又有5名意大利人被夺去生命。(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