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和文化空间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但不是根据居住地点，而是根据社会属性方面判断，是农民和下层市民，还是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于大部分18-19世纪上半期受过教育的贵族来说，民间文化世界是那么的异样、敌对和不可理解。А。 哈克斯特豪森在1847年写道：“西方文化没有渗透到俄国下层人民的精神和习惯中；俄国人民的家庭生活和村社生活、土地重分和土地占有方式都处于任何外国文化、法制之外，甚至处于政府的干涉之外。但是，由于俄国上下层人民之间的差异，受教育阶层不再理解农村人的制度。”[10] （P15-17）有趣的是，改革后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语言完全不同：民间语言更接近于17世纪的语言，而精英阶层的语言则欧化了。在这种社会-文化分裂中，有四个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的缓慢（1742-1914年城市人口由13％增加到15.3％）；工业化的分散（1860-1914年城市里集中了大约40％的工人，而农村则集中了60％）；社会流动性减弱；民间文化的口头相传特点。
        缓慢的城市化导致的后果是，依靠新的现代化方式，城市“消化了”一小部分的农民。而缓慢的、分散的工业化使农民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把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地理上的流动，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低而显得强度不足，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是单方向的，主要由农民流向市民阶层，由农村流向城市。这就阻碍了新思想和社会文化观念向农村渗透。这种情况有所加剧是由于农民和下层市民识字率低，并且缺少从出版的文字中汲取所需知识的习惯。这就决定了知识和经验是通过直接的榜样和模仿来传承，削弱了书籍、学校和大众信息手段在年轻一代社会化中的意义。在20世纪初以前，只有贵族和神职人员（占俄国总人口的2％）得到了几乎完全的教育，其他社会阶层的识字程度则相当于西欧国家17世纪的水平。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是在19世纪末，特别是在1908年之后。国家杜马颁布了在10年间逐步全面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法令，最高当局也支持这一政策。识字率迅速提高，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需求，人们倾向于严肃的、实用主义的阅读，农民开始显露出由口头文化到书本文化的转变。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新旧知识的传承和改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特点、能力及其形成的速度。经验的口头传播使农民致力于继承性地再现已有的技能知识，最多不过是保证已经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慢慢进化。书籍和出版物使农民的视野变得开阔，并容易引导农民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与普通民众不同，贵族和知识分子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认为书籍是行动的指导，并在自己的行为中模仿文学人物。但是这样的人只占国家人口的2％，这一数字对于发展强大的、有世界意义的俄国文化来说足够了，但是，要培养人民接受并同化于欧洲文明的成果，这一数字就显得不足。因此，现代化的四大动力--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流动性和出版物在俄国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便大打折扣。
        谈到社会-文化断裂，就必须考虑到，断裂不是俄国独有的特征，而是欧洲普遍的现象。断裂不意味着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互影响。例如，农民和下层市民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风俗和诗歌创造都不断地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反之亦然。问题在于，精英文化比民间文化变化得更快。这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人民静止不动，而精英们正在欧化。在西欧，民间文化还在16-17世纪就受到教会和国家的毁灭性打击。在此之后，谈到民间文化的时候似乎只能看到从整体上分裂的碎片，或者是冒充的民间文化。1917年以前，俄国民间文化尽管已经开始遭到破坏，但仍具有生命力而且很强大。社会和文化的不对称引起社会的强烈紧张，并催熟了20世纪初三次革命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不仅只限于破坏旧制度的遗毒，就像1789-1848年的欧洲革命那样，同时还破坏了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化文化。[11] （P283）
        十月革命不是注定要发生的。它诞生于危机之中，战争引起的各种不利局势的巧合使十月革命成为可能。正是对俄国不利的战争动摇了政权、法规和社会秩序，出现了物质困难，使社会矛盾公开。这些社会矛盾战前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克制，而社会主义政党利用了战争的困难并进行了有利于革命的宣传。但是，使革命具有反现代化性质的不是战争，而是被改革推进的加速的现代化，这一改革超越了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力图在经济上赶上西欧国家迫使俄国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使一些过程加速，又使另一些过程强制性地滞后。例如，在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着力推行等级制度和可调节的国家，认为这是最新的欧洲文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出于良好的动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巨大改革。这些改革超越了当时俄国的社会需求，这种需求指的不是俄国社会受教育阶层的需求，而是农民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议会和宪法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制度有了初步认识后很久才走进俄国。当然，符合政府和受教育阶层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的类似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对上层的影响要大于下层，对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农村。与俄国相比，在西欧和中欧国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说要更自然、更顺理成章，尽管过程更长期、更痛苦，并伴有社会紧张、冲突和革命的加剧。在俄国，在自上而下的改革影响下，向现代化的转变速度超过了可能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变革的准备，现代化的病态增加了。社会变革的强行推动最终导致社会紧张达到一定程度，社会秩序经受不住考验，轰然倒塌，并把许多现代化成就埋藏在废墟之中，这一埋藏的时期是众所周知的。
        尽管在18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但在1917年以前，由于没有完成现代化，俄国不完全符合前述现代社会的任何一条标准。[9] 应该注意的是，就俄国而言，欧洲化和现代化既意味着积极消化欧洲模式，更为彻底地实行实质上始于欧洲的文化模式，又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意识地尝试把欧洲文化的制度和结构移植到俄国。整个帝国时期，俄国精英阶层都在试图使国家按照欧洲模式进行现代化发展，因此，俄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按照欧洲的范式进行的--应该注意，对于全人类来说，欧洲模式不是唯一的，它具有本质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