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国与西方--不同的时区
        俄国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基础来源于欧洲，它们在基辅时期就奠定了基础，并且与拜占庭遗产、接受基督教和文字的产生有关。在几百年的进程中，不良的内外局势可能阻碍了它的发展，但并没有破坏这种发展，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它。俄国和西方对立或者俄国和欧洲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和欧洲由于社会进程和变革的异步，每时每刻都截然不同。但是，在历史前途上，俄国几乎经历了和西方一样的所有过程，沿着和西方一样的道路发展，只是迟了些。因此，每时每刻俄国都和西方曾经相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世纪历史和近代史的最初几百年，我们很容易发现帝俄和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中欧（奥地利和德国）和东欧国家的相似。[12-14] [4] （P320-329）诸如村社所有制和土地重分等制度，在中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特别常见，这种现象在奥地利、德国的某些地区甚至到18-19世纪初仍然存在。在英国，直到近代之初，其他欧洲国家直到18-19世纪，每个村落都是一个特殊的氏族共同体。[15] （P77-104）[16] （P476-492）[17] （P37-48）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和俄国一样，除少数大型商业城市外，城市和农村居民点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都较少有差异。城市和农村之间根本的制度差别，是随着城市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市场经济在英国是16世纪初实现的，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则是在17-18世纪实现的。市民从事农业甚至在18世纪的大城市都非常普遍。美国的城市甚至在17世纪都带有宗法制的宗教团体对立的特点。[17] （P285-297）和俄国相比，中世纪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也存在农奴制度，尽管形式上更为温和。农奴制遗毒直到16-18世纪才消失。在中欧国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带有农奴制特征，直到19世纪还能感觉到农奴制的残余。
        帝俄时期的俄国国家制度在发展中经历了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阶段，只是更晚一些，并且具有某些特点。[18] 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欧洲国家，国家的概念还包括所有制的思想。国家“属于”君主，而许多国家制度被认为是私人“所有制”，它们通过抹杀个人和公众、国家和社会的区别的方式，来实现军事和公民职能。很难把城市社团（等级商人、城市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或者土地所有者对自己的农民行使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划分出去，因为他们具有法律和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在现代国家中完全归属于国家制度。“公众的”和“个人的”这两个概念很难归入专制时代的西欧国家，因为缺少全体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权力或者被看作是个人特权，可以买卖，可以继承，可以因为服务而被个别人和个别家庭得到；或者被看作是对税收和兵役的豁免权。现代意义中的“公民”概念同样不为人所知，而自由被理解为摆脱中央政权的自治。[4] （P19-20）当民主产生时，欧洲国家的全体选民是那么少，就像俄国在国家杜马成立后一样。比如，在当时最民主的英国，全体选民（如果指的是直接选举了议会机构的选举人数量），1831年总共只占全体居民（相当于欧俄1907-1910年的人数）的3.3％。[19] （P302-304）
        18-20世纪初俄国常见的法律多元化，即在一个国家内同时运行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体系，也是欧洲国家中世纪和近代之初常见的现象，只有到了19世纪，法律才在大多数时候取代了习惯法。英国法律的双重性一直保留到20世纪。
        帝俄时期的俄国和更早期的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似还表现在精神文化和心理上。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直到20世纪初，在俄国农村，女占卦者、巫师和预言家都享有很高的荣誉，在大城市，他们也是在19世纪末才消失。16-18世纪，多神教残余在欧洲各地都存在过，它们的生命力和传播能力很强，由西方到东方。在东欧国家直到20世纪还能够看到它们的影子，而在英国，最后一次记录巫师的私刑是在1751年。[20] （P152-155）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旅行者略带惊奇地看到欧洲存在着多神教的节日。农业巫术是人们信仰中保留萨满教的另一个重要证明，在许多西方国家，它一直存在到20世纪中期。例如，19世纪50年代，美国在开垦处女地、阉割牲畜以及在其他具有风险和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广泛采用巫术。1956年，俄亥俄州40％的农场在播种前都要邀请职业巫师来乞求足够的降水。由于需求量大，在全国能呼风唤雨的巫师已达到25000名。[21] （P208-209）
        在更发达一些的欧洲国家，等级制度在中世纪就确立下来，直到18世纪末，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在这方面，甚至在等级制度繁盛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明显巩固的等级--贵族、神职人员、市民和农民。除了某些北方国家，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等级。
        18世纪下半期，法国的人口再生产由传统向现代模式转变，由于这种转变，开始人为地调节人口数量的增长，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不再受到威胁。这一转变包括了19世纪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大体上说，只有在20世纪初才结束。[22]
        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所有欧洲国家，有独断的家长和顺从的家庭成员的宗法制家庭占多数。在各地，村社都干涉家庭生活，监督夫妇的忠诚，个人生活的隐私因此而受到破坏。
        许多当代人意识到，与居民中的特权群体或者自己的西方邻居相比，占俄国居民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生活在更为早期的时代。Н。 А。 别尔嘉耶夫敏锐地指出：“任何民族，在自己存在的任何时刻，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世纪中。但是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俄罗斯民族一样，兼容了不同的时期，把20世纪和19世纪融合在一起。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完整性来说，这种兼容不同时期是病态和障碍的源泉。”[11] （P251）А。 Ф。 科尼认为，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农村生活阴暗和愚蠢的一面是“青年时代的不足”[23] （P535）。20世纪初，农民出身的著名经济学家П。 П。 马斯洛夫认为，“如果把西欧标准运用到农民中的思想流派上，我们可以说，农民（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作者）在思想上生活在15-16世纪，而城市知识分子生活在19世纪。农民试图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24] （P73）。
        因此，帝俄时期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实际上在其他欧洲国家几代人之前就遇到了。当然，不是都遇到而是基本上遇到，因为在欧洲文明的框架内，俄国和每个国家一样，有着民族的或者说数量上的特点，这些特点由宗教、地理环境、政治和文化生存条件中的差异所决定。对历史主义缺乏了解的研究者说出俄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民族特点的缺陷，或者正相反，说出它们的优势--这恰恰是成长和发展阶段的病态：与更为成熟的社会相比，很多的特点都好像是缺点，而和更为年轻的社会相比，这就是优势。俄国对独裁和集体主义的热衷并不甚于当年的英国和德国；俄国人对私有制和法律的不尊重和当年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不分上下。其次，现代化实行的时候，传统的社会结构还很健康并充满力量：现代化破坏了还很坚固的旧制度并按照西欧模式对其进行重建。因此，继承和变革之间的对比关系经常有利于前者，现代化没有触及基础，只触及了表面。如同人们所说，死的抓住了活的。但是，没有其他出路--这就是国家的命运，因为俄国比其他国家晚进入现代化进程并力图追赶它们。
        因此，毫无疑问，俄国是作为欧洲国家发展的，特别是在帝俄时期，并且这种发展的欧洲趋势一半是自发的，一半是国家和社会有意识努力的结果。至少是在接受基督教之后，社会进化的共同因素--保证文化前提条件的宗教、保证物质前提条件的地理环境和保证生理学前提条件的共同的人类学祖先或者种族--这一切都是俄国和其他欧洲民族所共有的。在近代，俄国的民族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的差异不是表现在质上，而是表现在量上[25] （P679），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相似。但这也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俄国为何落后于西欧主要国家？普遍认为，落后是俄国发展缓慢的结果。心理学家有这样一个概念“被社会放弃的孩子”。孩子出生时完全正常，但是，他出生在所谓的困难家庭--父母的酗酒和贫困导致对他的照顾不周，对他无所作为，因此，他的发展就停滞了。在学校里，这个小孩子不适应教学计划，就把他送到一个专门学校，那里有着另一套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正常家庭里的同龄孩子按时经历了智力发展的所有阶段，而他却没有，于是就成为被社会放弃的孩子。如果有良好的环境，这个孩子可以追上同龄人，当然，不能追上最好的。说俄国是“落后的”国家--这就如同把它称之为“被社会放弃的孩子”论据是同样的。
        在历史初期的基辅时代，我们是正常的欧洲人。但是在13世纪中期，在250年的时间里陷入鞑靼-蒙古压迫的困难境地--这是艰苦的童年时代。刚刚从鞑靼-蒙古的压迫下解脱出来，又赶上了农奴制，又是一个250年--这是艰苦的少年时代。鞑靼-蒙古的压迫和农奴制束缚阻碍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落后，或者正如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家所说，是发展不足，并且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和西欧国家的同龄人平起平坐。对于这个现象还有更合理的解释：俄国和西方的区别--这不是落后，而是滞差。俄国经历的所有这些过程要迟一些，俄国经历了和西欧国家一样的那些阶段，不是因为俄国人智力落后或者是“被社会放弃的孩子”，而是因为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比西欧国家产生得晚，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俄国出生在另一个时区。每一天，太阳照到英国要比日本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是比日本落后的国家。从我们拥有关于我们祖先的可靠史料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滞差--基辅罗斯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封建特征的出现要晚几百年--在13-16世纪。俄国一直跑得很快，至少是在国家制度出现以后的最近1000年来是这样，至少是和它的西方邻居跑得一样快--西方和俄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缩小。在俄国国家制度确立的初期，这一滞差大约是300年；1000年以后，也就是20世纪初，滞差是50-100年，这取决于和哪个国家相比；而现在，这种滞差是一两代人。我们认为，把俄国视为另一个时区的国家更恰当，政治上也能更合理地表达俄国“落后”于西欧国家的本质，要知道在西欧国家，基督教文明的太阳比在俄国早升起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