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史实的记载，中、日、韩三国史料多有出入，不仅详略有异，甚至基本事实皆出现牴牾。对于明朝派往朝鲜的东征人士，如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邢玠等援朝战役中的重要人物，《明史》中都未曾立传，对于他们在此战中的作用，亦未有详细记载，有的甚至在《明史》中的形象和《李朝实录》中的完全相反（42）。对于上述内容，《李朝实录》记载颇详，而《史料》多辑录出来。从战争开始的1592年到战争结束的1598年，《史料》辑录无一月缺漏，《史料》全书5314页，共12卷，辑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史实，而对于壬辰战争（1592-1598年）的记载，从1543页至2579页，几乎占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足见吴晗对这场战争的重视。这场战争的史实，主要记载于《宣祖实录》与《宣祖改修实录》，《史料》对二书同时抄录，以《宣祖改修实录》补《宣祖实录》的不足。可见，吴晗对《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抄录。
    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92年4月到1593年7月，明军收复平壤，取得初步胜利，但在1593年正月，碧蹄馆战事中进攻受挫，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第二阶段，从1593年7月到1596年年底，明和日本之间的议和、封贡，终因双方要求相差太远，负责议和之人故意隐瞒事实而失败。第三阶段，因议和封贡失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从1597年1月到1599年4月，日军被击败回国，明凯旋班师，战事结束（43）。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尤其是战争中几次重要的战役，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等，《史料》一书尤为重视，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辑录。
    第二，朝鲜对于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朝鲜王朝每年都多次派使前往中国，除正使、副使之外，还有一名书状官，专职负责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向国王汇报，其中有许多关于明清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描述，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想象、臆测甚至歪曲的，但这些都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史料》一书，对这些材料进行大量辑录，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朝鲜君臣对“三藩之乱”和康熙帝的印象为例，说明《史料》一书的特点与辑录原则。
    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明清更替，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始终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在反清复明的期望下，朝鲜始终对“三藩之乱”心存幻想，对清朝一再贬低（44）。据《史料》一书记载，朝鲜使者在回国后汇报“三藩之乱”的战况时多言清朝失利，较少提到清军的胜利，这就是故意歪曲的体现。如康熙十四年十月甲子，李佖、李之翼、闵黯回国，朝鲜国王召见。李之翼、闵黯汇报：“吴三桂在沣州，八月潜师渡江，大破清兵，顺治王率兵屯扎，三桂累胜，而王辅臣勇将称马鸡（鹞）子者，方战于潼关，清兵数败。张勇在西安，其子在北京，虽名仕宦，实质子也。刘进忠亦大破尚可喜之兵。郑锦与耿精忠合攻绍兴，此即杭州地也。清人以王辅臣为切忧矣。”紧接着李佖汇报说：“臣于壬子赴燕时，车马连属于道路，今则十室九空。蒙古亦多可忧之端，我国之忧，亦岂小哉！”（45）可见，朝鲜君臣对当时清朝政局的臆想。实际上，朝鲜使臣的汇报夸大了清朝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康熙十七年以后，清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战局的发展，但直到“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后的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还对“三藩之乱”的影响心存幻想，希望清朝由此一蹶不振。《史料》中记载了朝鲜使臣的汇报：“沈阳则城郭完全，人民富盛。而山海关以北，抚宁、永平、通州等处，则城郭邑舍之颓毁者，全然抛弃。北京城门及太和殿亦皆颓破而不为修葺。盖将有退守之计，故关内诸处，置之度外。专意于沈阳、宁古塔，以为根本之地。以此观之，南方平定之说，未可取信。”（46）实与事实不符。
    再如关于康熙帝的形象问题，众所周知，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三藩之乱”期间，他励精图治，勤政的例子很多，但朝鲜使者较少提及，而多言其腐败，明显带有偏见。《史料》中记载，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辨诬使福善君柟、副使郑晢回国。辨诬使别单云：“陕西王辅臣已于九月剃发，降款于清国……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货赂公行，衙译辈言及辨诬事曰：‘非二万金决不成’云。”（47）康熙十六年九月庚寅，归国使者权大载汇报说：“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蝦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蝦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自执政大臣以下，贪黩成风，贿赂公行，皇帝只知清书，不解文字，故凡干文书，漫不省何事，一任该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虽未能详知，而国内形势，似不得长久矣。”（48）从朝鲜回国使臣的汇报中可见，当时的清朝完全是一幅皇帝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大臣贪污索贿，国家将亡的景象，这和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资料，《史料》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这些明显和历史事实不符的资料，吴晗都大量抄录下来，这说明他不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的真伪，尽量将资料客观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史料》一书的辑录原则与特点。
    三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价值与影响
    对吴晗《史料》一书的评价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此书“采录甚多疏漏，又辄私自窜乱史文，混淆记载，必须以原本校核”（49）；另一种认为，该书“是一部研究中、朝关系包括女真诸问题在内的资料极其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50）。通过对《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的对比，笔者认为，应对吴晗《史料》一书的价值与影响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
    第一，《史料》一书本身即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前文已经提到，此书分两个阶段编成，即20世纪30年代和50～60年代。吴晗之所以在这两个时期抄录《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前者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吴晗抄录《李朝实录》，是期望从历史上寻找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谬论的证据。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继续对《史料》抄录、整理，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50年代末，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同盟合作时期，中朝关系也处于亲密状态。吴晗从1956年开始把新中国成立前的札记、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未尝没有为中朝关系史研究铺路的意味。
    第二，《史料》一书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更重要的是其学术价值。
    首先，《史料》辑录了《李朝实录》中有关明清方面史料的记载，补充了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明史》最大问题是缺乏对后金兴起、发展情况的系统记载，而满洲为李朝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和女真诸部有频繁的往来，故《李朝实录》详细描述了女真地区的相关情况。吴晗以填补建州史的空白为学术抱负，对建州历史的发展极为重视，《史料》一书尤究心于《李朝实录》中女真地区的相关资料。如对于明朝、朝鲜与女真诸部的往来、李氏朝鲜前期对女真的领土野心等，书中都进行了大量抄录。在抄录史料的基础上，吴晗还对建州历史开展研究，先后写成《后金之兴起》《〈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高丽女”考》等论文，系统地梳理了满族先世的历史，揭示出清入关前臣属于明朝的事实。另外，对明建文帝一朝史实、永乐朝宦官出使情况、贡女问题、壬辰战争等，这些在中国史籍中难以见到的史实，吴晗也颇为关注，大量辑录相关史料，补充了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