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从20世纪30年代到2000年，《李朝实录》被影印四次。第一次，日本占领朝鲜后，汉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30年至1932年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缺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第二次，1953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本进行影印复制，仍缺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第三次，1955-1958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东国文化社影印《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出版的《朝鲜王朝实录》，因不认同日本人所编之《高宗实录》《纯宗实录》，故未收。第四次，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与朝鲜科学院合作影印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以补日本学习院版本之缺。本文所指即1930-1932年影印的版本。
    ②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③关于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如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69～572页；张海瀛：《一部填补明清史料空白的鸿篇巨制--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73～577页；王传奇：《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价值探析》，《兰台世界》2011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此书的特点与影响，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和拓展。
    ④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为了统治朝鲜而在京城（今首尔）景福宫内设立了日本朝鲜总督府，负责编纂《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但韩国不承认。1967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补印了高宗、纯宗实录。
    ⑤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⑥张秀民：《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袁静、袁澄、袁清：《父亲袁同礼与北京图书馆》，《北京观察》2003年第5期。
    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讲史学》，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⑧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⑨如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北京大学1934年版；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兼论元代开元路治之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2期，第163～192页；郑天挺：《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3期，1945年，第3～15页等。
    ⑩吴晗著，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11）吴晗：《后金之兴起》，《吴晗全集》第3卷，第37页。
    （12）吴晗：《谈历史研究》，《吴晗全集》第9卷，第337页。
    （13）（17）吴晗：《后金之兴起》，《吴晗全集》第3卷，第37页。
    （14）（15）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69～572页。
    （16）翁独健：《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序言》，《吴晗全集》第10卷，第586页。
    （18）张海瀛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下编”记录的史料又分为前后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即从孝宗到哲宗，相当于从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清同治二年（1863年），是吴晗在1932-1936年，在北平图书馆抄录的；后一种情况，即纯宗和高宗两朝实录，是吴晗1961年前后定稿时补充抄录的。（张海瀛：《一部填补明清史料空白的鸿篇巨制--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74页）不过按照吴晗给赵万里的信件中所说，吴晗在30年代的北平图书馆只抄录到1649年。
    （19）吴晗：《后金之兴起》，《吴晗全集》第3卷，第37页。
    （20）（21）（22）（23）（24）（25）（2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33、1519、298、1520、4323、4328、5171页。
    （27）（28）（29）（30）（31）（33）（35）（36）（37）（38）（3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09～110，112，151、160、175，176，458，3799，469，290，189，189，197页。
    （32）（34）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33～34页。
    （40）（41）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01、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