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在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均扮演了开风气的角色，可谓是中国史学近现代转型的三个坐标①。他们都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短长，从比较中方可彰显。揭示他们的学术个性，比较其异同，对探讨民国时期的史学现象及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一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1]14郭沫若关于天才类型的归纳是很精辟的。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都治学领域宽广，都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以有限的精力涉猎众多学科，且都能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不是仅仅靠勤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极高的天才。就治学特点而言，他们在文体改革、文章写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都有杰出的天赋，都属于“球形的发展”天才类型的学者。其所以在群星璀璨的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显耀，很大的原因即在于此。
    陈寅恪称赞梁启超：“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2]116梁启超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1400万的文字，涉及政论、经学、诸子学、佛学、史学、文学等多门学问。他3岁开始识字、读书，7、8岁时已能写上千字的文章，13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早年在学海堂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中举后从学于康有为，接受今文经学。20岁之前打下了扎实的做学问的基本功。21岁时协助康有为做宣传，办报纸，写文章。23岁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每日写作常常达5000余言。24岁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最早开展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教育。在史学领域内，他研究和介绍的范围既有中国历史，也有世界历史。他对西方历史的译介，是中国人建立世界史学科的滥觞。在中国史的范围，梁启超注重的是“通”，他一生的最高目标是写出两部大型的通史，即“中国通史”、“中国学术通史”。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都是为撰著中国通史作理论基础的，此后，他注重地理、民族、年代的研究，许多著作的写作都是在向通史方面努力，如1902年发表论地理的一组文章：《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是他通史理论中关于“地势”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1906年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其通史理论关于“人种”内容的深化。以后又著有《地理与年代》，是关于历史基本要素的理论阐发。在《三十年自述》中，他说：“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心之发达”[3]19，并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在他的残稿存目中有“国史稿”、“中国通史稿”，晚年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及其中的大量附录都是他著述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他在学术史方面的修养也很深，1902年，他不到30岁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学术史的通论性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构建出学术史框架。20年代所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他学术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他写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前者偏重通史的做法以及材料的搜集、考证，后者偏重专史的做法，阐述了众多专史研究、写作的理论和方法，其实二者是紧密相连的。梁启超致力于通史编纂，经过几年的实践，他感到没有专史做基础，通史不能完成。因此，他利用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的有利条件，号召研究院的学生研究专史。他传授研究方法，希望将来大家通力合作，写出一部“顶好”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史学，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总的来看，比较大气。他对清代人的治学以及20年代受清人影响所出现的繁琐考据提出批评：“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4]168可见，他更愿意做司马迁、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大家，而不是王念孙、王引之那样的考据学家，虽然后者的成就也很令人敬佩。
    梁启超的文笔具有改革中国近代文体的意义。诚如他说的：“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5]62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大都受到他的文风的影响。即使到了20年代，白话文已盛行，他学术论著的半文半白的文字表述，由于简洁生动，富有情感，仍然不乏感染力，受到学者的喜爱。像《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的观点可能有偏颇，但是研究清代学术者，谁也难于绕过它们。特别是一些带有切身体会的论断，更是给人打上无法泯灭的烙印。如论述顾炎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6]53“亭林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6]56-57论述晚清学术思想变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闪电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6]28-29“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6]29这些论断，都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给人以震撼。梁启超经常用有趣的比喻把枯燥的学术史内容写得生动，而又不失其严肃性，这是他的著作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体现了他的撰述才华。
    胡适的专业是哲学或哲学史，但他却是因文学改良出的名，而且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以提倡白话文、推动新文化运动为最大。胡适发表文章数量众多，产量极高。现在他的全集已出版几种，从字数来说也近2000万字。他的写作范围包括史学、哲学、文学、政论、文化生活、治学方法、杂文等。2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哲学系，还当过英文系的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撰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31年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就是说，从30年代以后，他已居于学界领袖的地位。他在高校并没有在历史学系担任教授，但他却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学科的评议员，这点颇让一些史学专家心里不平②。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实施院士制度，遴选院士。胡适拟定的院士候选人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傅斯年拟定的名单中，把他归到文学门类；另有人把他归到哲学门类。这种现象可以作出多种解读。胡适拟定的名单没有列上他本人，一方面可能出于谦虚，另一方面也可解释为他自感在专业研究上还没有达到高深的程度。别人把他提为哲学门的候选人，看重的是他在哲学研究上的贡献；而把他提为文学门的候选人，看重的则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③。他在许多领域都有著作，以至于别人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专搞什么研究的。梁实秋曾说：“当时想起胡先生平夙常说他自己不知是专攻哪一门，勉强的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7]97李方桂也说过类似的话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