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著述的特点是好写半部书。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中卷，就没有写出下卷来；白话文学史写了上卷，同样也是没有写出下卷。他不是那种甘坐冷板凳，不关心政治、扎实研究某一学问的人。20年代末，他因发表称赞苏俄的言论得罪了国民党，受到政治压迫，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潜心研究学问。这段时间是他著作的黄金时期。他个人雇用的助手兼家庭教师罗尔纲（罗也是他的学生）对他这段生活和他一生学术的特点这样评述道：“1930年5月19日（胡适）交代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便蜗伏起来了。胡适是因受了政治的压迫才不得不蜗伏起来的。人生际遇，祸兮，福兮，是难说的，但对胡适，却成为他著作的黄金时代。如果胡适一生都如此，他就断不会只有‘上卷书’，然而也只有使他成为戴震、王引之一类的学者，而不会成为开拓一代风气的历史风云人物了。”[8]70他的北京大学旧同事朱希祖也看到这一特点，这在朱希祖儿子朱偰的回忆录中有所反映：“父亲不大看得起他，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到中卷为止，下卷始终没有能够出版。”[9]17有类似的看法的还有陈垣、梁漱溟。陈垣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10]45梁漱溟说：“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毫无办法。”[8]289这些都是从批评的角度评论的。
    作为开风气的学者，胡适善于综括和凝练思想，文字表达清新、晓畅、精炼。他留下了很多经典性的语言，如治学的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谈做学问和做人关系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等等，虽然历经争议，甚至遭到批判，却让人耳熟能详，难以忘却。顾颉刚是受胡适影响很大的学者，在读大学时就听胡适的哲学史课程。多年后，重读胡适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依然不由得非常佩服。他说：“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予尚系三十年前所读。比来因病得闲，而静秋室中适有是书，居然在六日内读讫。而其澈骨聪明，依然追攀不上。想不到古代哲学材料，二千年来未能建一系统者，乃贯穿于一二十七八岁之青年，非天才乎！”[11]138顾颉刚的文字水平很高，他1926年写的《古史辨自序》，如行云流水，既是史学作品，也是高水平的传记文学作品。因此他被人称作史学家中的“文学家”。此刻在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顾氏在功力和先秦史料的掌握方面已远远高于当年的胡适，但他自叹在“澈骨聪明”方面仍追不上胡适，并赞叹胡适是“天才”。胡适的文字深入浅出，明白如话，文笔清爽。高深的学问能够表达得干净利落，通俗易懂，这确实是他的高明处。他的有些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也有这个特点。他提倡白话文，身体力行，言行如一，一生极少用文言文写作，虽然他早年也打下了深厚的文言文写作基础。这在力倡白话文的先驱者当中是比较少见的。梁漱溟说：“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8]289这个评论对胡适的文字写作来说，是准确的。
    郭沫若的专业本来是医学。他的重听以及爱国、报国的高远志向，使得他弃医从文。他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翻译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涉及的学术领域，甚至比梁启超、胡适还要宽广。他一生所留下的文字，已经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是38卷，分为文学、史学、考古三编，这还不是其文字的全部。据与郭沫若熟悉的资深专家估算，“郭老一生中的创作量，如果从他的出生到去世的八十六年间，计算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讲话、题字等等稿件，大约他每天要写约千字。”[12]200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在国内外学人中，有这样大的写作量的作者也是很难找到的。郭沫若的聪明和才气，无人能够否定，即使是撰文揶揄他的余英时也说：“郭沫若以新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金文的专家，大家都说他聪明绝顶。他的聪明自是不在话下，其实他以殷契周金治史正得力于他是诗人。”[13]404郭沫若的治学面宽的特点，与他的个人气质有关。老舍与郭沫若相识很早，他对郭沫若的性情之刻画，惟妙惟肖，很能解释他的这一特点。他说：“由四年的观察，我觉得沫若先生是个（一）绝顶聪明的人。……（二）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他永远真诚，等到他因真诚而受了骗的时候，他也发怒--他的怒色是永不藏起去的。这个脾气使他不能自已地去多知多闻，对什么都感觉趣味；假若是他的才力所能及的，他便不舍昼夜去研究学习，他写字，他作诗，他学医，他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他考古……而他都把它们作得好；他是头狮子，扑什么都用全力。等到他把握到一种学术或技艺，他会像小孩拆开一件玩具那么天真，高兴，去告诉别人，领导别人；他的学问，正和他的生命一样，是要献给社会、国家与世界的。”[14]67-68郭沫若的这个特点，既赢得不少的赞誉，也会引来别人的不满。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恃才傲物，好强争胜，好为人师。与他有所交往的学者对他之不满，大多缘于此。
    郭沫若的历史写作，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具有追求生动、优美的特点⑤。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思想史的文章和著作，作者都尽力表现出自己所理解的历史精神，使沉寂的历史苏活起来。他的历史写作思想与张荫麟很相近，即主张在历史中表现“感情、生命和神采”，“他的文章中，既有对材料的冷静的、客观的分析、推理和归纳，充满逻辑的力量；又有透过材料的大胆而丰富的想象。他的笔端有感情，有形象。在别人那里很可能成为呆板的说教的材料，到了他的笔下却是活生生的，引起人们爱憎的，可触、可感的生命。总之，在他的笔下，历史呈现出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内在的逻辑力量和外在的形象感把他的认识方式的科学性和研究的成果表现得是那样的完美，使他的史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知识，而且往往激动了人们的感情。他的史学作品，体裁多样，与我们当今千人一面、千文一式的史学作品迥然不同，更激起人们的兴趣”[15]120。他把文学家的才气注入了历史研究和写作中，与梁启超、胡适具有同样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