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学术旨趣而言，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叙述历史的演进现象，而且进而探求历史演进的公理公例，这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颇有契合之处，只不过一个宗奉进化史观，另一个遵从辩证唯物论，无怪乎周予同说梁启超的史学观念“浸浸乎和最近的释古派的理论相近”[16]539。但他们二人治学的兴趣点又有不同。梁启超志在撰修通史著作，写出整个的历史来。郭沫若注重专题研究，只想把自己不知道的弄明白，弄明白后就不想再搞了，他自称缺乏编教科书的古典风味。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史学界的领导工作，“修史”方面的成绩比较平庸，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与郭沫若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够，也有一定的关系⑥。
    就个人气质而言，梁启超与郭沫若比较接近。趋新、多变，甚至不惜否定自己，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说过“常常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之类的话，都属于感情丰富、精力充沛的外向型学人。但在变中还有不变，那就是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不变，对历史真理不懈追求的兴趣不变。这两个“不变”对他们二人来说，也是相同的。胡适也有丰富的感情，但他更富有理性，他不会让感情冲破理性的束缚，而成为脱缰的野马，所以他言行谨慎，道貌岸然，有“胡圣人”之称谓[17]383，不像梁、郭似的，留下许多让人指责的话柄。
    他们都受到经学的影响。经学到近代已成为史学的研究内容，失掉了封建时代的神圣灵光。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等，都包含将经学当史料、对经学进行思想分析和批判的内容。尽管如此，历史上今、古文家派对他们的治学仍产生了影响。梁启超、郭沫若都受到过今文经学老师的教诲。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是近代今文经学的重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均参与了撰写。后来他虽然不满于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武断，与康氏的政治思想也有分歧，“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康、梁学派遂分”[5]65，但不可否认，今文经学对他的影响是明显的。他是由今文经学而接受的进化论，他的一些具体学术观点也带有今文经学的痕迹。如在讲史学史的时候，他虽然对《左传》评价很高，但又不把它作为编年体的开创性著作⑦，就有今文经学的思想起了作用。郭沫若读小学、中学时的两位经学老师帅平均、黄经华都是今文大师廖平的高足，郭沫若对这两位老师非常敬佩。在以后的研究中，郭沫若批评刘歆造伪书，认为《左传》、《周礼》等都经过了刘歆的篡改，不能不说是受了今文家法的影响⑧。胡适说自己“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18]98，但在历史观上，他与今文经学是一致的。周予同说他“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16]547。
    他们的再一个相同点是都对考据学表现了十足的尊敬。梁启超早年接受了严格的汉学训练。20年代以后，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重点讲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考证；对于辨伪，他有专门的著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胡适一生治学围绕方法进行，这些方法基本都属于历史考据的范畴。他写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对清代历史考据学的治学方法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论述史料重要性的文字很多，他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19]599-600郭沫若的“多变”，大都是由于发现新的材料而变，与梁启超不断接受新思想的影响而多变又有所不同。
    他们都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这自不待言，但其特点又有不同。胡适、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接受的高等教育，梁启超虽没有在外国大学读书，但到日本后接触西学最早。有人说，严格意义上的（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的）西方史学的输入，当始于梁启超⑨。这个论断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了梁启超接触西方史学、介绍西方学术的先驱者地位。1918年底至1920年初，他又到欧洲，直接感受了当时欧洲新的学术思潮。但梁启超不通西文，不免受到局限。胡适接受的是19世纪欧洲的实证主义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郭沫若在日本学习医学的同时，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和哲学。后来转向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并尊奉辩证唯物论。梁启超、郭沫若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大都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获得的，其优点是自主性比较强，多有自己的创造性见解，其不足是在严谨性和准确性方面不免疏略。而胡适的西学则是经过了西方学院式的训练，有其规范性的优点，缺点是容易迂守师说，对师说之外的新理论存有门户之见。
    梁、胡在国内的学术活动舞台都是最著名的大学，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学生，不少学生日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巨擘。梁、胡学术地位的崇高与其学生在学术界的力量之强大也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除了20年代在广东大学有短暂的教授生涯外，基本上没有进入教育机关或政府的科学研究院、所。在他的学术业绩得到学界承认后，他以社会贤达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国、共的文化部门工作。他是文化名人，也是社会活动家。虽然他有机会和能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或著名的教授，但他的志趣不在此，他更愿意以文化名人的身份从事社会运动，做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家。这样的角色有利有弊，利者是社会影响面大，弊者是没有自己的“嫡系”学术传人。在一个重师承的国度和社会，这对他学术的发扬光大，毕竟是一个不利因素。
    实在说来，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他们都热心政治，参与了政治，都深深地卷入了现代中国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政治观点对他们的学术主张均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影响。与政治关系越深，政治打在学术上的烙印就越明显。因此，他们的学术关联甚或矛盾冲突，往往有政治的因素掺杂其中。
    他们办报纸和期刊，以建立发表自己言论和论著的阵地；组织和团结自己的学术同道，成立学术团体，以扩大学术影响。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著作量，这些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前期，他们的智慧、能量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