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商口岸的示范效应下，20世纪初中国重商主义思想迅速发展。本着实行“商战”、“挽回利权”的愿望和宗旨，清政府以“自开商埠”、“奖励工商”等方式鼓励商业发展，民族商业资本迅速壮大。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此后的北京政府颁布了大量促进和奖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加之这一时期国际市场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变化，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推动了20世纪早期的城市化运动。
    列宁曾断言：“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1]商业活动的勃兴对中国早期城市化的推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它加快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破产，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得城市对农村人口产生一股巨大的拉力，吸引农民源源不断地来到城市谋生；其次，商业贸易活动拓展了城市的空间，促使新的城区形成；此外，商业贸易的发展还导致了重商思想和功利主义的发展，动摇了传统社会“农本商末”的固有观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把谋生的手段由土地转向市场，由乡村转向城市，进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以商业活动发展比较早、发展程度比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例，开埠后汉口、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口和地理形态均发生巨大变化，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在山东，济南于1904年开埠通商，此后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到10平方公里左右，“富商大贾麟萃麇至，即负贩小民亦皆提携妇孺，侨寓其间，以谋生计”，以至于“人烟凑集，非常之多，即闲街僻巷，亦如闹市”，“有多年离东省者见之，无不惊讶，大有沧桑之感”。[2]到1914年，济南人口已从1906年的10万人增长到24.6万人，年均增长1.8万人。[3]至1936年，城市人口更增加到435 136人，大部分人口都自外地迁入。山东另外一个城市青岛原来只是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开埠以后人口也迅速增加，1902年人口还只有14 905人，到1913年就增加到53 312人，1927年增加到91 500人，1933年达到179 033人，移入青岛的人口也多来自邻近地区，如胶州、平度等。[4]以上情况表明，在20世纪初期商业贸易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除了商业活动外，20世纪中国城市化另外一个有力的推手是现代工业。在中国早期城市化运动中，许多城市“因商而兴”，但最终成为大都市的城市基本上还是“因工而发”、“因工而盛”。像汉口、上海和天津等知名城市，最初均得益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其城市地位的奠定最终还是现代工业的发展。20世纪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以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使得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工业促使城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高度聚集，从而推动新的城市不断产生，旧的城市不断扩大规模。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业生产最早出现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企业中。比如汉口开埠后，俄商在汉口开展茶叶贸易，为提高效率，于1863年在汉口创办顺丰砖茶厂，使用机器生产。这是武汉地区第一个近代企业。随后，各国商人在汉口开设了诸如压革厂、打包厂、蛋厂、金银炼厂、制冰厂、冰冻食品厂、灯泡厂等多家企业。从1863年到1911年，俄、英、德、法、荷、日等国商人在汉开设工厂共76家，涉及的行业包括制茶、制革、打包、蛋品加工、炼金、面粉加工、卷烟、酿酒、榨油、自来水、发电、机械修理、建筑工程等。考察列强在武汉地区开设的工厂，除了少数从事轻工业制造（如乐器厂）和服务性近代公用事业（电厂），主要为掠夺性贸易服务的原料加工业。根据统计，外商在汉经营的十二家主要的工厂中，加工工业占83%，占绝对优势。[5]作为当时最先进生产技术的掌握者，西方列强在武汉开办工业企业的技术力量十分雄厚。1908年投产的汉口英美烟草公司，为20世纪初武汉最大的外资企业，采用最新机器，“每天生产纸烟一千万枝”。[6]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武汉工业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高起点上。
    在外资工业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最初，这一努力是由晚清的洋务大员来进行的，如张之洞在武汉进行“湖北新政”，先后在汉阳、武昌等地兴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湖北织布局（1890）、湖北缫丝局（1894）等现代化工业企业，同时在兰陵街、平湖门等地举办劝业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汉阳和武昌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功能，而且直接推动了黄石、大冶等周边城市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发展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更进一步。
    洋务运动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续发展。还是以武汉为例，因抵制洋货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初期武汉民族工业获得长足发展。从1912到1928年，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从120家发展到301家，如果把较大型的手工业作坊也计算在内，则达600家。产业工人从清代末年的1.3万人增至民国中期的10余万人，工业资本额从1911年的1524万元增至1930年的近3000万元，工业整体规模较辛亥革命前增长了近3倍。[7]一个以纺织、冶金、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新工厂的建设大大拓展了城市的面积，过去京汉铁路外的地区偏僻荒凉，如今成为新的城区，城市人口也由辛亥革命前的80余万增加到民国中期的127万。
    现代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大量工厂的兴建和大批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转到城市，同时新的工人阶级的出现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社会结构，并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工业时代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同步，当现代工业在一个城市生根、发展，便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性质有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中心，而变成一个生产重地。
    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对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工业国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追求，为初步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达到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40年代的工业发展水平，建国初期我国开始了以156个工业项目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建设。“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先后完成了包括沈阳、北京、武汉、太原、郑州、西安、兰州、重庆等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八大工业区。“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我国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相继建立起来，并形成了一些以工业产业为纽带的城市群，如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郑洛汴工业城市群等。一些新的资源性城市得到大力发展，如煤炭工业城市大同、阜新、本溪等，有色金属城市株洲、个旧等，森林城市伊春、佳木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