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对现代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它以尖锐的问题质疑历史学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认知范式和理论，主要表现为质疑进步史观，反对宏大叙事，挑战历史真实性的前提假设，否定历史学科学化，把历史学与文学关联起来，倡导历史叙事化，所有这些主张以激烈的方式动摇了历史学的根基，给历史学带来巨大的挑战。在历史实践中，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史学写作与以前的历史作品存在显著的不同旨趣，以《怀柔远人》为例的分析表明，后现代主义史学通过对历史事件与史料的重新解读，得出与主流看法不同的“边缘化”结论；同时，隐喻和叙事手法的普遍应用也改变了历史写作力图保持“中立和客观真实”的面貌。简言之，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和观念，揭示出曾经遮蔽的、需要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例如宏大叙事隐匿了历史学的局限性，史料和真实历史的脱离等等，从而给当代史学带来以开阔的视野解释史料和历史事件的契机；另一方面，批判有余、建构不足的后现代史学在诸多基本概念和问题上含糊其辞。它对传统和历史的消解必将导致对历史的淡化，从而转向现实和主体自我，其能动性建构意义被有尊重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者所忽视。对后现代史学的一种哲学反思，就是把历史和史料的解读最终归结到人类历史性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以及基于语言交往的社会实践活动。总之，辩证地认识后现代史学，以开放心态接受其批判、借鉴反思，把它变成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内在环节，而又不扼杀它所宣扬的滋生差异性的价值才是真正的反思。
    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渊源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因其传世之作《历史》而被视为西方历史学之父，他首创了一种历史编纂的体裁形式以及基于历史批判的方法。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史学观念的变化与革新不断，多种多样范式转型创造了近代以来辉煌的历史学成就。粗略来说，源远流长的西方史学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古代史学，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经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创造，到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终结；中世纪史学，贯穿着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的千年“黑暗长夜”；近代史学，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到十九世纪试图对史学进行科学化的兰克时代；最后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史学阶段，包括年鉴学派、文化社会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几个新思潮的兴起和研究方向的演变。在近代，启蒙运动和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科学技术之快速发展带来的现代优越感如此强烈，以致文艺复兴时期普遍存在的悲观主义历史循环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史》中宣称十七世纪的法国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峰，黑格尔则把国家视为合理的、现实的最高阶段。在理性主义看来，人类的历史存在着一个形而上的终极意义，每个时代成为一个有着总体性的目的之一个环节，并以不同方式表现出“历史的进步”。这样的叙述也被称为“元叙事”，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则，把各种各样分散的资料和叙述有机地组织成一个宏大结构，而历史研究通常围绕民族国家这个中心而展开①。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就是叙述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如实直书”就是兰克客观主义求真的标志。史学家多关注历史发展的进程模式，虽然不同历史学家或者学派支持不同的理论，例如有的声称历史是循环发展的，有的赞同历史是倒退进行的，有的坚持历史遵循进化论模式，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历史本身存在一种发展的规律性，而且这个规律是确定的，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材料由人类理性来把握。在他们看来，各种历史研究都是从历史本身所展现出的方方面面来探索这个历史的根本问题。
    然而信仰“历史进步”的观念和“元叙事”在二十世纪初却受到了挑战，尤其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对西方乐观主义思想的打击。就像现代哲学对笛卡尔-康德体系的主体理性以及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转变一样，理性主义基本的理论假定一下子变得脆弱起来，不再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也不再是清晰的和明确的。哲学所惯有的反思精神终于波及并深入到历史学对自我主体性的探索之中，西方历史学的研究范式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变。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施宾格勒否定“历史进步”而提出多元历史观，汤恩比质疑现代性、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作为西方历史编纂学理论基础的科学客观性就因所谓“宏大叙事”的主观性而受到质疑。科学在技术应用和经济等领域的成功，以及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激起历史学研究对“工具理性”的向往，各种科学化手段被引用进来，例如计量和统计的方法，行为科学、认知科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成果也被用来探索历史问题。与此同时，与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相背离的否定历史学可以科学化的思想也逐渐兴起并产生深远影响，后现代思潮就是其中之一。
    194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给人们的世界观以极大影响，它首先表现于建筑风格上的标新立异，但很快波及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影响到哲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和人类社会学。这股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是有原因的。黑格尔之后备受现代哲学批判的理性仍然背负着短短三十年内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道义包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提升、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态问题；冷战造成了人类生存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把文化变成为一种消费形式，精神文化的生产从崇高的地位、高雅的格调进入普通的商品生产流水线；而且，别忘了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反叛的革命激情的高涨--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这几个方面的要素共同激发起西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对权力中心的瓦解意识，对主体性的反思孕育了以去中心、宣扬边缘和零散化、变动性、不确定性、无深度性等反传统、也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例如，后现代风格的玻璃塔楼在全世界各主要城市中心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以形式的变革和建筑空间的转换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文学领域中虽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后现代作家群体，象“垮掉的一代”那样取消精英与“草根”、文学与非文学的划界却是普遍的意识和风格，没有共同纲领就是一份无形宣言，分支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杂芜，摈弃终极价值，宽容不同标准，主张并存各种差异并维护差异性的声誉，崇尚“零度写作”，惯用矛盾、交替、短路、反体裁、话语膨胀等手法，而且不计阅读艰辛的后果。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很自然而恰当地运用到政治领域，与德里达的文本解构、利奥塔的知识报告理论一起剥离了权力的尊严。后现代思潮还表现在人类学家对殖民主义理性的清算、对“他者”的探究，如费孝通曾经高度评价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方法原则的多元性。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似乎寻找到了恰当的理论支撑，与后结构主义、语言分析相结盟，使得其不明确性被遮蔽起来，从各种哲学学派收集批判的思想和观念，甚至追索到现代以前的哲学家如帕斯卡、卢梭等。②就这样，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文明的理性被摆到受质疑和批判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