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古代史书体例之一的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学术界通常归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但不容忽视的是，还存在着如下几种说法：
    1.北魏崔鸿等所撰《科录》。金毓黻先生认为：“魏元晖招集儒士崔鸿等，依仿梁武帝《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以为《科录》，或云，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据《史通·六家》及《魏书·宗室传》），此实纪事本末一体之滥觞。”①吕志毅《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绍承此说②。
    2.隋代王劭所撰《隋书》。傅玉璋先生认为：“隋王劭别出心裁，创造了纪事本末的体裁。《史通·古今正史篇》说：‘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即《隋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其书既以类相从，又非‘二体’，是纪事本末之创体，应为《通鉴纪事本末》之先河。”③
    3.《尚书》。张东光先生认为：“其（纪事本末体）开创之作，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④
    4.南宋徐梦莘所编《三朝北盟会编》。柴德赓《史籍举要》虽列此书入“编年体类”，但又认为“梦莘之书全记宋金外交，实一专史，与纪事本末意义相似。然以时代论之，梦莘与袁枢同时而长于枢，其作书时间亦略早于枢，其作书之困难亦倍于枢；今仍以枢书开始，用‘纪事本末’之名故耳”⑤。
    这些说法，以及所涉史书的体例问题，至今仍未经深入辨正⑥。关于纪事本末体的创始问题，也未得妥善解决。这多种说法的存在，反映出学者间在纪事本末体概念内涵认识上的分歧，而深入辨正诸说的关键，当从纪事本末体的确立及其原初的概念内涵入手，追本究源，求得概念的基本规定性，方可得出确解。
    一、纪事本末体的确立：从袁枢到清四库馆臣
    无论从名称，还是从编撰方式及撰成年代，后世学者都有理由将纪事本末体之创始，追溯至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但往往为今人所忽略的是，“纪事本末”经由史部设目而被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例，是该书撰成近六个世纪后的事⑦。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友人杨万里、吕祖谦和朱熹为之作序跋，指说袁书的优长云：
    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概，其究遐而迩。其治乱存亡，盖于病之源，医之方也。⑧
    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若袁子之纪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绎参订。本之以经术，验之以世故，广之以四方贤士大夫之议论，而后部居条流，较然易见，夫岂一日之积哉。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⑨
    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资治通鉴》）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或乃病其于古无初而区别之外无发明者，顾第弗深考耳。⑩
    这三位当时第一流学者对袁书的褒扬，均属意于其“部居门目”、“具事之首尾”以优化《资治通鉴》之载记的编撰方式，以及由此而对史事“微意”更为显明的表达，都还未上升到开创一种新的史书体例的高度。朱熹虽从史书体例的角度作申说，但视其为《尚书》、《国语》体之流裔，未予之以独立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跋》还透露出了时人对袁书撰著方式的负面看法--“于古无初”、“区别之外无发明者”。前者尚是由于《资治通鉴》内容所限而致，而后者则最招当时乃至后世学者之物议。如吕祖谦在《跋》中亦建言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基于此“短处”而对该书持轻视之见，在当时学者中应该不在少数。直至明末，陈邦瞻撰成《宋史纪事本末》后，还在反驳认为该体式“事不改于前，词无增于旧，胪列而汇属之，以为讨论者径，斯于述作之体不已末乎”（11）的观点。
    另一方面，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也不乏效法者。考诸史志目录，南宋著作中与之名目相近者就有：章冲《春秋类事始末》，勾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等。其中彭氏二书，赵希弁云其“仿《通鉴纪事本末》条例，统而类之，事撮其纲，辞举其要”（12）。但这些著作在史志目录中分类混乱，隶属史部者多被列入“编年类”或“史钞”。兹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例，将其在后世重要史志目录中的归属状况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甚至到清乾隆五十年（1785）官修《续通志》，纂修者仍未设“纪事本末”类目。即便如此，种种历史记载显示，“纪事本末”体式在明代被大为认可，有不少效法者。万历十三年（1585），时任九江太守的潘志伊在为傅逊《春秋左传属事》作《后叙》时，忆及往事云：
    往岁余以迁补，与诸同籍聚晤京邸，有谓袁仲枢《通鉴纪事本末》可便览读，而上有《左传》，恨无有如其法而列之前者。余曰：“某曾读《宋学士集》，有《左传始末》叙文，又近世毗陵唐荆川氏亦有此纂。”时玺丞王敬文曰：“宋学士所叙，藏诸秘府，某等未之见；荆川所纂，事颇不全，又少注难读。余向年有志纂之，未竟，会将计偕以授吾同门友傅逊氏。渠因更张附益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