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91页。
    ②吕志毅：《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③傅玉璋：《隋代史学家王劭的〈齐志〉与〈隋书〉》，《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
    ④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
    ⑤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⑥仅见罗炳良、马强《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等极少论著讨论过其中的某种说法，然所论多有未妥之处。
    ⑦邓广铭、刘浦江提出：“纪事本末之首创于袁枢，乃是后人追本溯源的说法，而在宋人的概念中，尚不以为纪事本末已自成一体，直到明代，纪事本末才成为史部中一个新的类目。”（邓广铭、刘浦江：《〈三朝北盟会编〉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笔者认为，以“纪事本末”在明代“成为史部中一个新的类目”的看法，尚需商榷。细检《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续修四库全书》等所收明代书目，实未有在史部专设“纪事本末”类目者，惟见晚明祁氏《澹生堂藏书目》“编年史”类列有“通鉴纪事本末”、“宋史记事本末”和“元史记事本末”等史书，而在该目下小注“通鉴纲目纪记事”四小目。此“记事”小目所对应者，当是这几部纪事本末体史书。但是，它与后世“纪事本末”类目相比，不仅名称不同，且因隶属于“编年史”而地位亦异，故不能将两者相等同。又，仲伟民曾列举历代学者对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的编目归属，其中“白华楼旧藏”是书列于“纪事本末体”类（参见仲伟民：《〈三朝北盟会编〉传本及其体例》，《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白华楼是晚明茅坤的藏书楼，若此“旧藏”是一份该楼藏书目，从“旧”字来看，似当由后人所编（仲文未详其撰成年代），故不可据之认定在明代“纪事本末”成为一新的史书类目。
    ⑧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03页。
    ⑨吕祖谦：《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东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71页。
    （1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页。
    （12）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类书类”，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56页。
    （13）潘志伊：《春秋左传属事后叙》，傅逊：《春秋左传属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中“袁仲枢”当为“袁枢”之误。
    （14）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页。
    （15）当是“冯琦”之误，因该书由冯琦初编、陈邦瞻增辑而成，故《明史·艺文志》署其作者为冯琦。
    （16）徐申：《元史纪事本末叙》，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第223页。
    （17）参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二，《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3页。
    （1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原序》，《明史纪事本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7页。
    （20）关于纪事本末体的确立，燕永成先生认为：“至迟到明代，基本以‘纪事本末’统一命名，并随着以纪事本末体编修体例编撰的史书的日渐增多，纪事本末体才被逐渐确定了下来。”燕永成：《南宋史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笔者认为书名和数量固然重要，除学者自觉识知、认可外，史部类目的设立--在史著分类意义上的认可，也是包括纪事本末体在内的史书体例之确立的重要标志。
    （21）嵇璜等纂：《皇朝通志》卷九十九《艺文略三·史类第五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7页。本表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