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荆川即嘉靖间右佥都御使唐顺之，王敬文乃王执礼。可知，彼时彼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成为这几位同籍士人聚晤的谈资，而且他们表达出强烈的取法意向。潘氏与王执礼的一个应对话语，就牵出当时及稍早有三人曾仿袁书而纂集《左传》，即唐顺之、王执礼和傅逊。二十年后（1605年），陈邦瞻完成了《宋史纪事本末》的编撰，在序文中他提到：“先是，宗伯冯公欲为是书而未就，侍御斗阳刘先生得其遗稿若干帙，以视京兆徐公，徐公以授门下沈生，俾雠正之，因共属不佞续成焉。”（14）其中冯公即万历间礼部尚书冯琦，刘先生即冯琦弟子刘曰梧，徐公即应天府府尹徐申。陈氏此书乃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而续之，它发轫于冯琦，在诸公间几经辗转，后由陈邦瞻增辑而成。这两个事例都牵涉多人，足以显现当时士人对“纪事本末”体式的看重，也似乎表明该体式在晚明尤受青睐。
    在明朝，“纪事本末”体式被大为认可的另一重要证据，是祁氏《澹生堂藏书目》、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等书目载有多部由明人编撰的这类著作。这些著作、尤其是杂史类著作，现大多已佚失，难睹其内容全貌，就其书名仍或可推知其体式当类同于“纪事本末”。这部在清乾隆初年修成的《明史》虽还未设“纪事本末”类目，但与这类著作数量增多相一致，在明代、尤其晚明，“纪事本末”体式的独立性也渐被士人认可。如上文所引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中所谓“斯于述作之体不已末乎”，以及徐申序《元史纪事本末》谓“其体兼用左、马”（16），都开始以独立的“述作之体”看待“纪事本末”。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刘曰梧所作《刻宋史纪事本末序》云：“夫古今之有史，皆纪事也，而经纬不同。左、马之义例精矣，一以年为经，一以人为经，而建安袁先生复别开户牖，乃又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17）是将“纪事本末”体式提升到与编年、纪传并列的地位。最先提出“纪事本末”体式当为“史外之别例”者，是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谷应泰。清顺治十五年（1658）他自序《明史纪事本末》云：
    《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其法以事类相比附，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首尾毕具，分部就班，较之盲左之编年，则包举而该浃；比之班马之传志，则简练而櫽括。盖史外之别例，而温公之素臣也。（18）
    谷氏虽视袁枢为“温公之素臣”，将袁书与《资治通鉴》间的关系比附为《左传》之于《春秋》，仍带有视前者为后者之附庸的痕迹。但更为凸显的，是他在与“编年”、“纪传”体例的比较中，提出了袁书体式为“史外之别例”的说法，这就又进一步，明确视之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例。
    这种认可渐至增强的一个重要结果，同时也是其体现，是书目中出现了“纪事本末”专门类目。如上文注中所示，山阴祁氏于1620年编辑的《澹生堂藏书目》在“编年史”目下注出“记事”小目，以标志“纪事本末”类史书。此虽不能等同于后世的“纪事本末”类目，但足可作其先声。最早将此独立性认可正式用于编目实践的，是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在《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纪传”之后，他们专立一“纪事本末”类目，收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22种史书，另有高岱《鸿猷录》等4种列入“纪事本末类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事本末类”小序云：“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后谓之因……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19）可知类编为目，不仅要有“创”，更要有“因”，因者既众，遂自为类目。《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的设立，最终从史部类目的意义上确立起纪事本末体的独立地位（20）。虽然成书于乾隆五十年的《续通志》尚列“纪事本末”史书入“别史”史钞类，两年后成书的官修《皇朝通志》却“依《钦定四库全书》之例”，在史类“增列纪事本末一门”（21）。正是自《四库全书》始，纪事本末体才成为一种通行的史部类目体例。
    二、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四库馆臣的认识
    既然纪事本末体最初是由清四库馆臣专设这一类目而得以确立，那么分析《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所收各书的编纂体例，相互比较，求同存异，便是发掘纪事本末体的原初内涵、总结其基本特征的重要途径。现将各书的编纂体例简要总结、列表如下：
    根据上表所列各书的编纂体例，可将其再细分为如下三类：
    其一，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冯甦《滇考》、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马骕《绎史》、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类史书体例多效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主要的相同之处是：（1）以事件为中心叙事，所纪非一个事件，即所谓“一书备诸事之本末”，这些事件按时间先后序列；（2）所纪内容跨越较长的时段，最短者为一个朝代，长者达数个朝代；（3）按时间顺序叙述各事件的内容。主要的不同在于：（1）取材范围不同。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全取自《资治通鉴》，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乃取自张岱《石匮藏书》、谭迁《国榷》等私史，非拘于一史；（2）有的事末附有论断，有的未附论断。
    其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勒德洪等《平定三逆方略》、温达等《亲征朔漠方略》、来保等《平定金川方略》、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阿桂等《平定两金川方略》、于敏中等《临清纪略》、四库馆臣《兰州纪略》、四库馆臣《石峰堡纪略》、四库馆臣《平定台湾纪略》、吴伟业《绥寇纪略》、蓝鼎元《平台纪》。这类史书体例主要的相同之处是：（1）以某一事件为载记对象，即所谓“一书具一事之本末”；（2）所纪事件历时较短，长者数十年，短者如《临清事略》，所纪平定王伦叛乱事仅历数月；（3）大量载用关于该事件的诏谕章奏等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主要的不同在于：（1）书内作者本人著述所占比重不同，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今本内没有标明出处的三分之一内容，除小部分系出处脱漏外，其他文字“都应视为徐梦莘本人的著述”（23），而《临清纪略》、《石峰堡纪略》等，内容主体是按照事件顺序编排的君臣诏谕章奏，几无作者本人的著述。（2）官修“纪略”多附有御制及臣僚诗文，《三朝北盟会编》、《绥寇纪略》等私撰史书则无之。
    其三，郭允蹈《蜀鉴》、田汝成《炎徼纪闻》。相较上述两类，其“纪事本末”体例皆不够纯正。前者虽“每事各标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但“每条有纲有目有论”，承朱子《通鉴纲目》之例，且“兼以考证附目末”。后者所纪乃是晚明西南“诸蛮夷”人物事迹、地志风土。其中“岑猛”篇有语云：“（岑）猛走归顺，鸩杀之，斩首归官军，语在《璋传》。”（24）此所谓“《璋传》”，即指“岑璋”篇。可知作者自视所作乃人物传记，因其中记载一些边事始末，为四库馆臣所看重，故列之于“纪事本末”类。
    由上列前二类，较其异同，我们大致可确定纪事本末体最为基本的特征是：以事件为中心叙史（25）；“一书备诸事之本末”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事件（26）；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