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拙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下简称为《历史三调》）中①，笔者探讨了理解或“认知”历史的三种截然不同的途径：事件、经历和神话，藉以呈现出历史学者究竟如何书写历史的清晰图景。为加强对这一理论的探讨，笔者关注了19世纪末期的义和团运动及“动乱”--这一奇特且诸多方面亦独一无二的历史篇章。
    该书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均以“绪论”开篇，大致介绍章节要点。第一部分，名为“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仅有一章，采取叙述的方式，描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名为“作为经历的义和团”，分为五章，介绍了1900年春夏两季华北平原的“经历”性环境，比如干旱、洋人洋物的出现、降神附体、巫术与妇女污秽败法、谣言与谣言带来的恐慌及死亡等。第三部分，名为“作为神话的义和团”，探讨20世纪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义和团加以神话化的情形：1910年代中后期的新文化运动时期、1920年代的反帝时期以及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书的“结论”部分，笔者进而探讨了其他几个问题：（1）以拙著探讨的理论问题而言，义和团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看作具有典型性；（2）作为认知历史的途径，即事件、经历与神话这三者所具有的相对真实性；（3）我作为著者（历史学者的意识）在本书几个部分中的角色。
    书籍本身是奇特的，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它向读者揭示的和隐藏的是等同的。笔者认为：就作者的著述流程而言，这尤为正确。这个流程反映出一系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力量操纵着作者的头脑，有时能与读者分享，有时则否。比如说，书籍常以直叙形式呈现给读者：当他拿起书开始阅读，虽然不一定从首页读起或者通读全书，但对他来说，连续性的页号编码与章节标记，却意味着作者希望他照顺序阅读。不过，出于实际或者内容题材的原因，书籍总不是呈现出依次的写作顺序。就本书而言，笔者首先完成了“神话”部分，一方面由于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神话”章节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及提出的问题，有关义和团神话的材料也比较容易地甄别与掌握。另一方面，笔者直到最后才创作第一部分，其中把义和团运动直白地重塑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之结果，这是笔者最为感到气馁的地方，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此章节是他最不感兴趣的部分。
    从读者的角度，他们无法知晓《历史三调》所体现出的这种非线性的写作流程。类似的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笔者多年来亦与隐而不露、程度不一的诸多私人焦虑作斗争。在该书的诸多地方，笔者亦暗示了历史学家的目的所在。笔者说道：“历史学者的首要目标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向读者进行解释。”笔者亦指出，历史学者务必“尽可能地准确和真实地”描述过去之事。但是，“作为一个目标，探寻真相是绝对真理”，笔者亦认识到“历史学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认知历史史料之理念，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空之深刻影响，追寻历史真相的行动故此趋于很大的相对性”②。
    排除这些对历史学者工作产生不确定之影响，显然属于私人问题，即历史学者的个人因素。不管意识到与否，每个历史学者均明显地遇到过这样的个人因素。当然，笔者在写作《历史三调》的过程中亦是如此。进而言之，尽管这些隐而不露的或者点到即止的因素，不一定--希望不会--危及凭藉一种尽量客观的方式理解和解释历史之最终目标，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对我们的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想来谈一下在本书的概念及建构过程中，起着塑造性作用的两类忧虑。
    作为历史学者这一身份，尤其是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笔者发现自己很难参与到与民众的日常交流中，与之对应的是，医生、律师、心理学家或者小说家则似乎容易得多。对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我们教授和书写的此类历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至于中国历史，大多数美国人感觉它极为神秘和遥远。在笔者初涉此领域并被教导成为一名历史学者时，感觉极其痛苦。而后，当笔者试图得到同侪的认可和尊重时，笔者倾向于一种比较保守的写作风格，但这却使问题愈发严重。然而，笔者逐渐地变得自信，亦开始正面解决隔离感这个焦虑，这缘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为站在宽泛的视角来提出问题，大部分的读者也因之变得对它产生兴趣；另一是在笔者探索和确定主题时，亦采取一些策略使得笔者的作品显得少了点光怪陆离、多了点平易近人。
    在《历史三调》中，笔者用多种渠道来解决如是问题。首先，为证明自己的观点，笔者利用文学、体育、戏剧甚至《纽约时报》上的新闻来强调历史的“平淡无奇”，即使是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笔者亦引用1990年底席卷全美的经济衰退初期时加利福尼亚的失业恐慌，来强调1900年春夏华北农民面对干旱时日趋加重的焦虑情绪。为渲染人们“神话”历史的不同方式--义和团事件上的重要问题，笔者亦特别参引了1990年代早期在纪念哥伦布登陆美洲五百周年之际，美国民众为之爆发的情感冲突③。笔者亦援引1989年托尼奖（Tony Awards）管理委员会对音乐剧“杰罗姆·罗宾斯的百老汇”（Jerome Robbins's Broadway）的裁定来加以说明，虽然该剧的所有单曲均曾在百老汇上演，它仍可被归类为“新剧初演”，而不是“老戏重演”，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剧目它从未登台过，目的是为了强调历史学家的重建工作仅是简单地搜集材料并重现过去，还是忽视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并未发生的事情而形成新的历史④。
    在此书中，为消除笔者感知到的作品与假定读者之间的距离感，我亦使用了跨文化比较这一策略，并在数处实践。在1900年上半年四处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华北平原四处蔓延的干旱始终被描述成洋人尤其是洋教的发展惹得众神愤怒之结果。其揭帖言说明白，只要杀尽洋人并完全铲除外来影响，天将重降甘霖、干旱自去。将久旱无雨与某些人群的不宜行为--义和团时期的洋教入侵--迷信地挂起钩来，反映了长久以来深深地印刻在中国民众文化行为中的思维模式。最吸引笔者之处的是，在诸多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环境（尤其是农业社会）中，这种模式亦曾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