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论《尚书》体与纪事本末体间的渊源关系，乃属意于两者在“体圆用神”这一撰作境界上的相通性，即“纪事本末之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类似于《尚书》之撰作，“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38）。所谓“斯真《尚书》之遗也”，及邵晋涵所说的“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39），其切实意指，也正在于此。这与通常在“貌”的层面所理解的两者间体例的继承性，殊非一致。要知道，在这一层面上，章学诚认为“《书》无定体”、“不必著为一定之例”，这显然不可与体例化的纪事本末体相接续。如章氏也特别指出：“《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
    其三，《尚书》的内容体式，乃“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迄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40）。刘知幾归之于“记言”，以与记事的“《春秋》家”相分别，而视其中序事的《尧》《舜》二典“为例不纯”。章学诚反对这种区分，认为“《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4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尚书》的基本法式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42）。但此“因事命篇”，绝不可作为建立《尚书》与纪事本末间体例继承关系的依据，因为此“事”与纪事本末的“事”意义完全不同。《尚书》所载“王之号令”，必涉及“事”，每篇录“号令”之前，多对此“事”稍作简介。此即章学诚所云“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43）。可知此“事”乃为“号令”助说一缘起背景，虽云“因事命篇”，篇之重心，仍在于“号令”。相反，纪事本末中的“事”，却是指作为其叙述重心的“事件”。另外，章氏虽云“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但“号令”主体不在于叙事，而在于政说，以达“疏通知远”之教。这与《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所载诸“纪略”大量载用君臣诏谕章奏而依之叙事的做法迥异。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此书虽被《四库全书》列入“纪事本末类”，且后世依之者众，但至今仍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一认定，如柴德赓、邓广铭等都“把《三朝北盟会编》看作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44）。其中，仲伟民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会编》乃尊《通鉴》体例书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眉目清晰。……《会编》叙述一人一事往往散见多卷，很少集中叙述，或事件发生于此卷，而经过和结果则可能在另外几卷中，这样的编纂体例怎能说是纪事本末体呢？（45）
    《会编》记载的是两宋之际徽、钦、高三朝宋金交涉的史事，年经月纬，按日胪载；其中《诸录杂记》五卷，无年月可系，附于中帙末。在宋金关系史的框架内，视其为编年体史书，实无不可。如与梦莘同时的楼钥所撰《直密阁徐公墓志铭》，即云《会编》“为编年之体”（46）。但该书所记乃“事涉北盟者”，“若夫事不主此，皆在所略”（47），对象既如此明确专一，若视三朝“北盟”为一大“事件”，该书遂成“一书具一事之本末”、“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48）。柴德赓云“梦莘之书全记宋金外交，实一专史，与纪事本末意义相似”，当属此意。《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所收的多部清廷官修“纪略”，也正依此意而附骥《会编》。
    综上所论，确定为纪事本末体者当是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徐、袁为同时代之人，现将二人及二书的相关参数列表如下：
    可知徐梦莘年长于袁枢，登进士第也较枢为早；《会编》的始撰时间，据陈乐素先生此说及前引柴德赓的说法，似当早于《通鉴纪事本末》之始撰；梦莘为撰此书多方面搜罗史料，所得“在当时官藏尤半所未备”，编成后又订正异闻，撰作过程远较袁书为长。据此，柴德赓默认纪事本末体当创始自《会编》。但为多数学者所看重的，是《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整整比《会编》早20年，且更具纪事本末体典范的意义，故多视其为纪事本末体创始之作。纪事本末体的确立，《通鉴纪事本末》居功至伟，《会编》乃借以厕身其间，但早成并不意味着始创，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两书之撰作何者为先。
    《直密阁徐公墓志铭》乃楼钥依据梦莘弟徐得之所作梦莘《行状》而撰，其中有语云：“公既省事，自念生长兵间，欲得尽见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为编年之体，会粹成书，传闻异辞者又从而订正之，号《三朝北盟会编》。”（51）可知梦莘在“既省事”、即登第入仕后即有此撰作之念。又，梦莘昆仲父子间俱擅史学，徐得之于孝宗隆兴（1163-1164年）初编成《左氏国纪》三十卷，“析诸国之事，每国各系以年，疏其说于后”（52）；得之子徐天麟“惜司马迁、班固不为《兵志》，于是究极本末，类成一书，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条理”（53），此即《汉兵本末》。二书已久佚，从这些简略介绍中，仍可知其体式接近纪事本末体。联系徐氏家学中的这一史著理念，我们更可确信《墓志铭》所云梦莘“欲得尽见事之始末”之编纂构想的早成。梦莘“仕宦几五十年，闲居之日为多”，“廉静乐道，好学不衰”（54）。陈乐素认为自他登第宦游，到淳熙十年（1183）秋冬间自知宾州任罢归乡居，这近三十年间广泛搜求史料，研究“国难史”；罢归后“数年之间，既丧妻，又连丧子女”，或将以著述度“寂寞凄凉之岁月”（55）。从收罗史料到进行著述，所侧重者或有先后之别，但两者在践行中实难说有如此明晰的时段界限。陈氏云梦莘“尽其毕生之力专注于此书”，邓广铭亦谓此书是他“倾注毕生精力而从事的一桩名山事业”（56），当得其实。从梦莘登第至袁枢始撰《通鉴纪事本末》，几近二十年，其间他绝不会仅是搜罗史料，想必同时会整理之而着手编撰。也就是说，《会编》当早于《通鉴纪事本末》而撰作。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主要靠《通鉴纪事本末》及其效仿者而确立起纪事本末体，但据现存史籍、相关记载及清四库馆臣以来对该体例的认识，其创始之作当归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