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创始诸说辨正
    依据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我们对本文篇首所列创始诸说作如下辨正：
    1.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如上文所述，清四库馆臣正是据此书而阐明纪事本末体“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称赞其义例“最为赅博。其熔铸贯串，亦极精密”（27）。在馆臣们看来，袁枢此书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典范，而《四库全书》所设这一类目之名称，也正来自于该书书名。他们在《总目提要》“纪事本末类”小序、《通鉴纪事本末提要》、《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提要》等处，都申说袁枢“排纂《资治通鉴》，创纪事本末之例”；因而在《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史书中，也将此书列于首位，后世学者多承其说。这一做法是否允当，下文另有讨论。
    2.崔鸿等《科录》。此书已久佚，其内容体例可见于《魏书·元晖传》、《史通·六家》的记载：
    （元）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28）
    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29）
    刘知幾所谓的《通史》，是由梁武帝敕群臣所撰，“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30）。《科录》既依仿《通史》，其基本体式当如《史记》为纪传体。所谓“以类相从”，当指将“行事尤相似”的传记，共为一科。此乃以类聚事，与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而类聚史料，截然不同。故不可定其体式为纪事本末体，更无从说其为“创始”。
    3.王劭《隋书》。此书已久佚，其内容体例首见于《隋书·王劭传》的记载：
    （王劭）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湮没无闻。（31）
    刘知幾《史通》内，除傅玉璋先生所引者外，更详细的说明见于《六家》篇：
    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刘知幾虽云王劭《隋书》“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但从这两条记载来看，该书当以记言为主（32），事从简略，以作辅助，如《孔子家语》。所谓“以类相从”，极可能是于一类目下，并集同类口敕言语，如《世说新语》，故绝不可据此而断之为纪事本末体。所谓“编年、纪传，并阙其体”，乃是指其义例“皆准《尚书》”，虽画虎不成，但更不可据之作断。由此我们大致可确定王劭此书与以事件为中心，依时序排列、叙述事件的纪事本末体，实不相符合，也无从说其为“创始”。
    4.《尚书》。视《尚书》为史书，源自《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说。郑玄注云“其书，《春秋》、《尚书》具存者”（33），是认为《尚书》出自史官。刘知幾《史通》列“《尚书》家”为史体起源“六家”之一，认为其基本特征是“所主本于号令”、“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但到晚唐，皇甫湜改变了这一对《尚书》体例和地位的认识：
    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34）
    在此，皇甫湜认为《尚书》的体例内容，不仅包括刘知幾所认可的“备书之言语”，而且还包括刘氏视为“为例不纯”的《尧》《舜》等典篇，即所谓“尽事之本末”者。其地位也由“六家”中的独立一体，变为辅助《春秋》以纪所“简”之事语。朱熹继承此说，如上所引《跋通鉴纪事本末》云：“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且认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错综温公之书”，乃属近于“《书》体”的“《国语》之流”。清人章学诚却承续刘知幾之说，坚持《尚书》体在史学体例中的源起性和独立地位，然也确认了《尚书》体与纪事本末体间的逻辑关联，认为“斯真《尚书》之遗也”（35）。
    朱、章之说，似乎都指向四库馆臣所云“溯其（《通鉴纪事本末》）根柢，实则《尚书》每事为篇，先有此例”（36）。近代以来，学者往往不作深究，径引此诸说以证《尚书》之于纪事本末体的渊源意义，甚至认为纪事本末体创始自《尚书》。如张东光先生认为，“《尚书》首先发明了‘因事命篇’的记事原则，每篇一个标题，每个标题之下叙述一个完整的人或事”，而被刘知幾视为“为例不纯者”的“《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序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却“正是纪事本末体的最好见证”（37）。其实，认为两者间有所影响则可，认为纪事本末体创始自《尚书》则不可。理由有三：
    其一，朱熹论说《通鉴纪事本末》与《尚书》的关系，内含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即继承皇甫湜之说，将《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的关系，比附为《尚书》之于编年史书。其实，这一比附并不能成立。因为皇甫湜、朱熹认为《尚书》、《国语》等所纪，乃是编年史因体例原因而无法载记的“逸文”和“事之大者”，而《通鉴纪事本末》的材料和事件，乃全取自《资治通鉴》--前者对于后者的功用，是集中显豁后者原所断续载有的事件，而非对后者在纪事、材料方面的补充。也就是说，这两组史书间存在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别，不可简单比附，故由此比附而确立起的《通鉴纪事本末》与《尚书》性质类似的联系，也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