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批评西方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元主义，因为，在这个强力主导的进程中带着有色眼镜，丢失了许多与其存在差异的其它“文明风景”，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单调乏味。他认为英使团忽视了中国长久以来的礼仪制度对于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和“自然”形成的“朝贡体制”外交，所以，以现代视角看起来平等的礼节在满清看来却可能是消解其政治统治的挑战和威胁，是对“中华宇宙-道德秩序”基于礼仪建构的漠视。何伟亚对马嘎尔尼只关注于商业利益，而不了解清朝宾礼对于满族人统治权力的重要性的这种“批评”，倒是与一些中国学者批评清朝政府包括乾隆皇帝“妄自尊大”的心态从而导致和平外交转向武力外交的立场相似。
    何伟亚还多处提醒清朝“朝贡体制”的防御性很容易被忽视，而这正是英使团的错误所在。这实际上是他对主导历史事件的政治情势的反面理解，立足于“弱者”一方的换位思考。清朝与以前朝代不同，满族人紧绷的神经、对统治合法性的敏感可以解释皇帝既勤于政事，又屡兴文字狱。尽管如此，何伟亚多次强调了清朝“宾礼”在不同场合的“可变性”，而这一灵活性就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手中。何伟亚对于乾隆针对英使团的不同态度，在觐见英使团前后有个仔细的分析和鲜明的对比：之前，“通过军机大臣阿桂和和珅……告知沿海各省官员……注意到请求书中所表达的‘高度的恭敬，顺从，诚恳，忠诚等等情感……考虑到海上航行的风险，他提醒官员们……妥善接待’”（13）；而后来因对英使团的反感和怀疑加重，典型地表现在对英国礼物“供小儿戏玩”的态度和给英王极为冷淡的回函上（这个函件一直被众多史学家所揶揄讥讽）。
    何伟亚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重新解释相关史料，消解传统的历史与史料的联系。譬如，“观察主体的模式……有助于解释日记中对中国地理位置的确定；即以最重要的帝国中心--零度经线所在地格林威治--为标准，英国人正是借着格林威治确定了全世界的空间位置”（14）；重新解读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的语句“我们并不过分看重这类东西，我们也不热切盼望你再把你们国家所制造的物品送来”（15）。对于西方在18世纪出现对中国的崇拜，如“儒学热”在法国的兴起，中国艺术和瓷器在英国的流行，但很快就在曾经陶醉于中国美术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几乎同一代人中演变成对中国的普遍反感。他认为这对于理解中西交往事件至关重要：
    正是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的过去的否定，产生了“西方”，它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中国作为负面的形象，用以建构英国民族优越感并昭示英国人超越了过去的全球秩序。否定和蔑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果说没有“中国”，那么“西方”亦不可能存在，可是这种推论式的规则一再被忽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忽略是借助蔑视想象中的中国来完成的。第一个英国使团就是一个好例子。马嘎尔尼不但预期而且最终宣称，他的对抗行为--特别是他拒绝参加清廷的某些典礼--的结果使他的使团获得了成功。（16）
    何伟亚对清朝的官员的宽容和对英使团的苛刻批评形成鲜明对比。清朝官员的失职也助长了马嘎尔尼的傲慢。比如，“马嘎尔尼之所以爱夸耀，部分原因正在于徵瑞的无知和胆怯。因为不熟悉英国人带来的礼物，所以他被马嘎尔尼的话吓倒了，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贡使的傲慢。一旦马嘎尔尼身临帝国大殿，他就会产生敬畏，就会变得本分，变得老实。”（17）而且“对觐见形式的改动表现了清帝国构建的核心：差序包容模式”。这些可能“偏离中线”（何伟亚可能对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有所误解）的美誉实质上构成了对现代史学的基础假设的质疑，但也可能隐含着另一种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潜在立场，那就是他以西方为基准点来言说和检讨过去，凡是西方所没能看得的做到的“偏见”是出于西方自我的弊端，从而需要更改，西方文明应该能够做到兼容一切从而最有利于自己。至于其它的包括被涉及方（如清朝），无论对与错，于“我文明”不太相干，用不着去检讨它了，检讨了也（于“我文明”）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把马嘎尔尼使团事件本身与半个世纪之后才发生的鸦片战争联系起来还缺乏有力的因果联系根据，毕竟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完全改变了全世界的工业革命那时才刚刚开始（工业革命真正推广开来，产生效应是在19世纪之后，一般认为是在1830年代），即使有现代的历史解释说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与众不同，它的确一开始就包括后来历史的必然性进程，也难以与火烧圆明园英国人找回那座当作礼物送给乾隆的大炮等关联起来。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外交争端事件并不少见，处理的经验也不少，而且对于英使团事件在“清廷的中文记载，只有皇帝为这一幕作的一首诗”（并不是所有皇帝的诗词都是珍贵的，乾隆一生数万首，但绝大多数不入流）。无论对英使团还是对清朝官员，苛以“事后诸葛亮”标准都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历史的。
    何伟亚多次提到中国学者对西方“中西文明冲突”阐释的翻版：从把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词语的类似使用，到线索分明的结论之趋同。在“历史的视野”一节对中国历史学家追随西方现代的视野进行了明确的批评：
    以欧美方式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他们接受了时间观念和组织分类，这些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冶史方法完全不同，这个转变是一个更为普通的中国教育“西化”的一部分。……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他们的叙述，把文明的民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地以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他们所赞同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释，完全是现代化的。（18）
    他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转变使得他们看不见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即使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倡导的“移情和创建”的标准方法来说，也是专断和片面的。因此可以想见，半个多世纪以来运用现代话语体系解释中国的落后从而鼓吹社会经济变革，在何种意义上的科学性和可信性都是值得深思的。
    由于篇幅所限，对于《怀柔远人》的后现代史学观分析就不进一步展开了。总之，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根基仍然不够深厚，与现实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也许就是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具体历史的写作和实践影响不大。（19）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相对比较盛行的美国，大多数职业的历史学家也对后现代主义的观念有所保留和抵制。后现代主义的力量在于消解，而不是建构，期望它像传统的史学理论那样正面地开创出一个主导历史写作的时代恐怕有悖于它本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