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以后，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家在“反逻格斯中心主义”（或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旗号下，从后结构主义那里获得思想资源，不仅批判自柏拉图主义以来的传统哲学，而且认为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的批判不够彻底，故而把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推到极端，尤其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科技革命和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性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偏激的批判。法国后结构主义重要代表利奥塔说：
    我们的研究主要对象是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况。我们决定用“后现代”来描述这一状况，缘于它正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中间流行。19世纪后，我们的文化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科学、文学、艺术的语言游戏规则全变了，“后现代”一词，恰好标示出当今文化的方位和状况。这项研究以“叙事危机”为焦点，来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文化变迁。③
    他们的思想影响到哲学、人类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广泛领域。后现代主义完全抛弃了传统的那种通过逻辑和历史论证阐明某个中心理论的理路，质疑客观真理和理性等经典观念和概念，否定理论框架或终极性解释，强调世界的偶然性、不稳定性和多样化。
    由于受到“语言学转向”和解构主义的双重影响，后现代主义撇开主观客观问题，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概念和原理中来审视现代历史学。他们认为语言学的研究揭示了历史的局限性。哲学诠释学的发展经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使得读者的角色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为主动的文本解读诠释者，文本除了通过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以外并没有独立存在的作者原有思想的真实。人对世界和文本的思想的阐释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而且更是一种基本的生存形式，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一个通过理解和阐释来扩大意义和寻找新的意义的过程。利科认为文本的深层结构、文本的所指和意义具有独立性，它将随不同的理解而增值。后现代主义史学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尤其是19世纪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科学化的辩证否定，它直指历史学科学化的边界和有限性：“历史学能否完全摆脱神话、迷信和宗教等文化影响？历史编纂或历史写作能否清除修辞和叙述结构所产生的虚构效果？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考虑能否足以超越生活情景铭刻在其思想深处的文化价值的定位？”④
    无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学术思潮，“历史学到底是一门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再一次被那个激进年代里的思想家提出。海登·怀特1973年在《元史学》（也有译为《元历史学》）中提出后现代史学理论，他认为，由于日常语言已经提供了各种样式的概念化建构历史对象的工具，而且不同的修辞手法可以让历史学家不受确定性因素制约，所以，只要史学家还使用日常语言，而不是用数学物理方程那样的人工规范语言来言说和写作，那么他们对过去的表现及其思考就仍然是文学性质的，甚至是“尼采式的诗化”。对历史事件与事实的区分揭示出事实的假说性构造，而史学家将对“客观事件”的关注转移到事实判断的意义建构的产生过程，还有概念系统的时代性、分析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在他看来，后现代史学主要是针对传统史学理论的批判，它是一套在阅读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时，为了要将它们看作是历史反思的表现形态而所需要的有关历史写作形式的理论，从而实现对史学著作的显性层到隐性层的理解和转换；这个理论是价值中立和纯粹形式的，历史研究的非科学化的结果；它的基本特征是质疑理性主义的元叙事，解构历史的真理，认为历史文本是采用不同修辞手法的文学性质的作品（本文第三节将对此展开阐述）。他对叙事化的修辞手法进行了精心的研究，认为叙述形式必然会让历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和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并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所叙述故事的完整性，这样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区别。隐喻的使用、史料的剪裁等等，史学家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从而使故事变得生动有趣。⑤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学没有真正的客体，所以历史研究也就不具有客观性。詹京斯在《历史的再思考》中把历史学家的著作看成历史学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所包容的故事编集。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里倡导如日常生活史之类的微观史学，“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从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的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⑥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瓦解了传统历史学的根基--对事实真相的客观描述。
    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
    面对东亚以及第三世界的快速发展，西方不再可以孤芳自赏。唯我独尊不但显得狭隘肤浅，而且与已经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和全球化趋势相背离。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西方乃至全人类面临巨大变迁的背景下提出了现代世界的关键问题，它反对传统，看起来“只破不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却促使我们以更开阔的思路和视角来思考和回应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冲突”。要想真正理解后现代主义史学，我们首先要置身于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中，认识其面对的问题，理解其解决的思路。
    “宏大叙事”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以及传统历史学进行批判的靶子。现代史学持历史线性发展进步观，以揭示历史演变规律为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精英在政治经济等中心舞台的活动和人类普遍理性之展现。后现代主义则颠覆了这种传统中心观念，把研究投向边缘的、大众的和非理性的因素，例如社会文化史、性别史等“自下而上”的研究。对于后现代史学来说，文化不再只是一个受经济和政治决定的次要角色，它的能动性受到了重视。反对宏大叙事并非完全去掉宏大叙事，而是不再让它占据主导的中心地位，并给它附加约束条件、限制其有效范围。这样历史连续性就被割断，完整性也消失了。在巴尔特看来，过去事实的实在性必须与实在效果相联系，也就是说，过去的实在性是历史文本之间的张力所引起的效果，而实在效果是由历史文本中提到的不相关的细节所创造。这样，每个事件都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拥有传统的按自然时间顺序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后现代主义史学否认存在任何固定不变的中心和稳定的结构，并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后现代史学认为过去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等等，如同民族国家一样，都能成为筛选编织和解释零碎知识的出发点。元叙事即使得到保留，也不再是过去的历史编纂模式，而变成一种可疑的“意识形态”。客观历史主义的宏大基石就这样被消解了。杜赞奇说，“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一直是受民族-国家的强烈制约的”。⑦但民族和帝国、科学和迷信等概念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不再能够统治历史叙事，因而微观化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当然选择。“蒙塔尤”不只是一个说奥克语的小村庄，更是这样的一个隐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也能够存在，或者发掘出丰富的而又多趣的社会关系、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甚至性观念与生活的正当的历史。⑧
    后现代主义史学还要“消解客观真实性”。宏大叙事的消解也就否定了历史学知识的原有结构。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并不在于所发生的事件的本身，而在于同时代人对它的感知（可称之为“原始在场”）和后来时代人的理解（可称之为“后续诠释”），只有被同时代历史学家的现有历史知识结构能够包容的事件才能进入他们的视域。同样，它还要经过后来时代的历史学家意识结构的不断过滤和重新解读，才能进入社会大众意识。所以，历史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有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有的历史事件当时被认为具有历史重要意义但后来被否定。例如，日本1970年代到1980年代雄心勃勃的智能计算机研究计划曾被广泛认为是日本即将超越美国的标志，但随着整个项目的失败这个说法就销声匿迹了。还有的历史事件的意义受所谓“外在因素”影响。中国近代史上人们比较熟悉的洋务运动、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运动，我国史学界的基本看法在改革开放前后就很不相同，如果一定要说哪一个更符合“客观”，倒不如说哪一个与现实需要和意识形态关系更密切。福柯说不受权力控制的真实历史还是一块处女地，“这个世界上的真理就是通过各种控制形式被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东西”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