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束语：后现代史学的困惑与启示
    把资本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关联起来还需要时间来澄清，现代哲学也没有变成科学的附庸，从古希腊、文艺复兴，到康德、黑格尔，都还是哲学引领着科学，而不是相反。但是，现代哲学确实受到了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不过，这里的情况可能比想象的更复杂，科学本来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主体理性的，然而它简直可以说完全脱离的哲学的限制而独自发展了，也许只有资本对它还有一定的影响。与科学技术相比，资本的渗透力和生产形式倒是更应该受到审视。现代哲学可以说是具有相当创新意识的，反对主体性的力度不可谓不小，也没有忽视科学的桀骜不驯，更不要说与其共谋。也许现代哲学的步伐与科学技术的异化相比仍然显得落后，而且科学技术、尤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并没有一味地遵循受资本控制下的运作模式那样与政治紧密勾连，而是滋生出对权力体系的消解趋向。这看来很像是配合了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从而帮助了在年轻一代思想中的普及和深入。各种可以迅速共享传播的网络资源、和以站点为社群单位结成的庞大网络潜移默化地宣扬着各种差异化生活方式，不断地突破传统规定的叛逆性的、“自我放逐”的游牧生活不可能存在对权威中心的忠诚，也不再拥有对确定性的、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的信仰。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历史哲学，都不会因为某种理论或主义的批判而消亡。后现代主义不仅对历史学、而且对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哲学、文学艺术等许多学科进行了批判。撇开其焦虑的情绪和极端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确指出了历史学、历史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历史学家曾经想当然的认为普遍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变得狭隘、相对化、不确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方面和内容；“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理论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它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历史学家的关注点有益的转变到‘作历史’的基本哲学前设”（25）。如果说存在一个“绝对”的话，人类的思维就好比是井底之蛙，永远只能看到有限的天。然而，看到比以前更开阔的天的通道总是存在的，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反思和实践行动中。
    后现代主义史学及其以前的历史理论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如果追索其理论渊源，以及其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学派的相互联系，我们还是能够寻找到学派之间的“渗透”的。比如，年鉴学派的分时段应用不同的历史解释要素，不仅仅是对历史进行科学性的精细分析，而且就像其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拉迪里那样，是在“人的历史”之外开辟了易于科学分析的物质性要素的历史研究空间，包括地质、气候、甚至瘟疫等等因素。这与蓬勃兴起的各种文化史一样丰富着历史研究的多个纬度，揭示“克丽奥”的多个面向，而不只是政治历史这一个中心。
    后现代思潮和后现代史学当然存在它自身的问题和困难。詹姆逊说，“按建筑家自己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根本上的失败。柯布西耶和赖特的新建筑，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也没有美化后期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垃圾空间”（26）。即使在历史领域中，它也缺乏历史主义的视域；面对走向“后现代”的社会，却缺乏观望未来的建构理想社会的责任感。对揭示出来的问题它也未有深度的思考，而通常只是诉诸偏激的批评了事。简言之，消解传统有余，积极建构不足，更缺乏有效的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利奥塔承认后现代主义理论终究是不完善或不纯粹的，他说见证“不可言说之物”的欲求需要以叙述的形式来表达。周锡瑞直言批评“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而他要立的则没那么清楚”。
    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极端的言词我们大可不必较真和介意，甚至可以说，我们目前首要的依然是史学的现代化而不是跳过现代化而直接从事后现代的理论和实践，否则，无论是否可行，那样的所谓后现代性就变成空泛的、不切实际的、虚假的了。这一点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如此，而且，无论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理论还是后现代史学观念，对于我国的史学理论都有现实的批判力度。虽然我国历史悠久，各种史书堆积如山，但反思性的历史感尤为缺乏，要么是细究于史料的历史编纂，要么是被政治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所控制。历史理论和方法都与西方现代存在相当的差距，历史理论的主导模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观念，有意无意陶醉于仕途或山水的精英又怎能期望没有历史反思思维习惯的大众不是“成者为王败者寇”（关于历史思想的教育问题很重要，但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这让我想起罗伊斯的寓言（27），那是一个很中肯的讽刺。在西方处于学术边缘的几位汉学家的作品拿到中国来却让人耳目一新，备受中国学者推崇（28）。
    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一定蕴涵以西方历史为主体的现代历史理论所遗漏的地方，而这是后现代史学视角所能关注到的，也许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发现现代理性难以包容而后现代思维能够解释的闪光点。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历史研究是对他们的历史研究和理解的补充。而中国学者虽然有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体验，但无开阔的视角，所研究的结论大多不免落入西方学者成熟的现代性之网中。王宪明对杜赞奇如下的评价发人深省：
    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的使用上未必尽妥……但从总体上看，此书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尤其是书中所提出的“复线的历史”的观念，对于拓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对近代中国史的理解，特别是拓展对于近代中国史学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9）
    的确，后现代史学批判对于我国学界还似乎是一个奢侈品。就如早已实现了现代化阶段的西方现在挑剔的是环境问题、文化和艺术质量、生活享受的方式，而我们还在为基本生存权、物质建设的现代化大兴土木，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延续。由此可见，我们既要补上跨不过的“卡夫丁峡谷”这一课，又要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同面对环境和人文等方面针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处理这一挑战。我国历史学（其实不只是史学，政治学等也是如此）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对于西方现代史学的成果还在吸收消化过程中，同时又要叠加上后现代主义批判，其实这只是一种方便的、通俗的说法，因为按利奥塔在回答究竟什么是后现代的问题时所说后现代是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30）。如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一样，在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文化理论方面，我们能够停下现代化步伐来只关注后现代性的问题吗？我们又能够只是一味进行现代化而漠视后现代主义批判提出的问题吗？它们是已经发生的现实，我们无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