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史学还倡导“从史料到文本的转移”。史料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可是对于同样的史料，他们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和解释，但这并不说明史学家可以对史料进行随意解释，尊重史料和独立思考并不矛盾。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都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的，许多研究实际上是从阅读二手材料开始的，从阅读中产生研究兴趣与问题意识，然后才寻找原始材料。而且，不断的引证逐渐模糊了历史作品与历史材料的区别。“为了使资料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历史学家使用的唯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的技巧”。⑩语言的修辞和虚构功能把历史文学叙述化了，有关过去历史事实的争论在本质上似乎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对历史事件及其之间复杂关系的叙述还要配以有趣的解说和意义解释，最好能够达到小说那样的故事性，委婉曲折又动人心弦。后现代主义史学认可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对材料的意义理解，但反对存在融贯的整体意义的说法，而且，对意义的理解不再依赖于所谓的“客观材料”，而是转移到关注历史写作的思维范式、语言结构，尤其是关注文本。
    简言之，历史写作由史料观转换到文本的语言结构，文本不再是透明的、无生命力的纯粹传递工具，而是有着开放性和生产性的意义散播的“在场”。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说“文字比说完就消失的语言更稳固持久，是一种写下的存在”。作者、读者、历史材料和文本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舞台提供了变幻莫测的要素准备。用“历史叙事学”代替“历史科学”、倡导史学的叙事化，还蕴涵着这样的一层含义：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叙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总是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叙事的知识与科学或抽象的知识相对，这是一种前资本主义与正宗资本主义相对立的隐喻。
    虽然怀特对史学家的语言形式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如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样，不存在一个确切的定义。任何规定性的、不变的词语描述都可能被它自己所反感而抛弃。与其说它是个概念，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过程、一股强调相对性与流动性的思潮。它与二十世纪的其它史学思潮也存在相互影响和关联，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是主体而不是客体事件，它关注于历史学家如何认识客观历史的机制和过程。反宏大叙事并非后现代史学所特有，于1970年代后兴起的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思想也有类似表现：历史写作的人物从决定历史发展的精英转移到老百姓；宏大结构当然不可能在老百姓身上体现出来，所以，结构就变得微观化，以政治军事等重大历史题材的社会主线细化到宽泛的文化史中的涓涓细流，如性别史、妇女裹足史、某种民族习俗如饮食服饰的演变等等。概言之，从小处着手，研究对象范围也缩小，地方边缘化，个例化，试图“以小见大”。这种转变必然导致对历史中心的消解、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以及零散化、文学化的叙事方式。但是，无论微观史学还是新文化史都没有像后现代史学那样挑战历史真实性。“去真理化”实际上针对的仍然是本质主义，不管是基于主体认识论的内在真理，还是带着科学光环的外在客观真理，抑或各种各样的上帝崇拜。人随着其主体性的消解而被先在的身体所替代，福柯对中心权力进行解构的微观分析就是从身体的规训与行动的策略开始的。文学化、尤其小说叙事性质的使用彰显了文学语言的隐喻价值，虽然语言的逻辑空间和后现代文学所主张的开发差异性的可能领域是完全开放的。在抵制任何以中心自居的旨趣上，与其反本质主义是相辅相成、前后一贯的。
    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和客观的历史主义，但是这个批判可能走向了一个极端，例如，对否定中心与边缘的划分，而不顾及有限性的思维方式如此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存在之“合理性”，将事实与虚构相对化而不深思历史学传统的真理观问题，混淆历史学与文学。这种激进的方式必然会引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反感，有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对历史学的了解相当肤浅，根本贡献不出什么东西；即使同情后现代主义的安克施密特也对后现代主义抱有警惕；伊格尔斯持一种有保留地接受的态度，他认可对科学合理性的边界限制，但反对把历史学与文学划等号；扎各闰担心与“疑古”一样过头的后现代主义怀疑情绪，以及对史料的轻视会让它变成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泛政治化教条。艾文斯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表达了他的忧虑：历史文化与科学基础的动摇，以及历史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不同意义的界限的消除是否会威胁到历史学本身的存在。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说，在其怀疑和批评的同时，也解构了更有趣而复杂的问题，遮蔽了后工业社会里其他科学技术、生产与社会等领域内因为急剧的变更所遭遇到的种种两难困惑。哈贝马斯更是斥责后现代主义是中产阶级庸俗趣味的逆流，是斯皮尔伯格式的反现代主义的新社会保守主义。
    三、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实践
    直接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实践的历史写作迄今还不算多。在可数的这类作品中，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是一个代表。它以后现代写作方式及其独特的结论，获得1997年度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奖。其它的还有如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柯文的《历史三调》，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里以《怀柔远人》为例进行分析，展现它是如何以一个“小事件”来打开历史宏大叙事缺口的。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访华在我国清朝执政者看来，是一个不大重要的偶然事件；但在英方看来却并非如此。它持续地引起西方历史学家的密切关注，导致各种各样的历史诠释。当然对于总是试图在古代王朝的种种行为规范中寻找帝国没落根源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它也不失为一个人们谈论的事件。一般来说，现在所形成的主流观点是将其看作一个为商业贸易所驱动的英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碰撞而掀起的一朵浪花，一个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发生误解和冲突的平常的历史事件。故事梗概大体是这样的：清朝按照历史传承下来的、由来已久的与邻邦（包括国家和隶属国）交往的朝贡模式，要求马嘎尔尼带领的英使团行三跪九叩礼仪，但是，英方坚持按当时西方所普遍接受的平等外交的礼节来举行外交仪式，观念的分歧最后导致交往的失败，马嘎尔尼使团无功而返。
    何伟亚把马嘎尔尼访华团的遭遇看作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政治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并且深入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中、进行细化分析，“考察一个满汉混杂的而非纯粹华夏的帝国的关注所在；探究清廷与英国不同主权观念的竞争；重新审视这次遭遇中仪式在双方的地位和作用”。（11）他区分开历史事件与进行历史审视的文化观，试图在一个小尺度和低度概括性的范围内来解释事件，对既往“基于文明的冲突的历史定论”提出挑战，因为，他认为清朝和英国都是专制主义的帝国，竭力排斥危及自身权力的各种威胁。何伟亚反对象费正清那样把解释建立在两个文明或文化的遭遇上，而是从“帝国构建”的角度来分析双方所持强权政治原则的冲突，它们都试图把对方纳入自我的体系之内，但不是在文化上，而仅仅在政治权力与利益的层面上，“马嘎尔尼勋爵典型地代表了大英帝国主义野心”。何伟亚认为对觐见前后英使团的真实目的的评判一直是乾隆和清政府的重要任务，不幸的是随着使团的真实态度逐渐外显，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员认定在英国人的强大外在力量之后缺乏道德基础；马嘎尔尼的虚情假意和唐突行为以及一系列细节让敏感的清朝官员加深了猜忌。在何伟亚的书中，英国人的炫耀和清朝人的顾虑处处形成对比。而且可以从徵瑞、福康安、和珅等满人与王文雄、梁肯堂等汉人对使团的态度差别，推断出满族人比汉族人在外交上持更加保守的立场，对外来不确定性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后果有更为顾虑重重的心态。因为，国家之间交往的加深将注定不利于清朝的统治，那么如何可以期望清朝积极配合呢？针对西方人的对华态度，他说：
    是否存在或应该有通行的外交模式，对这个问题欧洲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譬如，拿破仑·波那巴认为，马嘎尔尼与中国人打交道，应该入乡随俗，因为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决定在其领土范围内外来者应如何与其打交道。……我认为，依靠这些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去协调一致地阐释或评价清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礼仪，这是不可能的。马嘎尔尼对他出使清帝国的评价是这种不可能性的好例子。并且，这一事件的多数其他研究，其始点正是：通行的欧美模式的国际关系准则足以理解其他种种历史关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