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城市由传统的单一功能向现代复合功能转化。
    中国传统城市除了汉口、镇江等少数商业性城市外，多属于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市功能比较单一。进入20世纪后，工业与商业因素开始取代政治和军事因素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城市的功能也开始复合化。如天津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由早期的军事重镇演变为华北地区经济中心。汉口本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商业港口，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也变成了工业中心，甚至一度成为全国闻名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功能比较单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聚集功能也因此较弱。20世纪前，在中国的城乡关系中，农村居于城乡矛盾运动的主导地位，社会经济的重心在农村而不在城市。进入20世纪后，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城市拥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力量。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的经济功能超越其政治和防御功能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城市核心功能的转变意味着在城市的功能结构要素中，经济因素成为现代城市功能的主体。
    以武汉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为例，武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三镇鼎立”到“三镇一体”的发展过程。在三镇之中，武昌和汉阳都是“城”，汉口则为“市”。三个风格与功能迥然不同的区域隔江相望，独立存在。20世纪以前，作为“城”的武昌和汉阳主要是地区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在这两座“城”里，既有气势威严的衙署，也有书声琅琅的学宫。对于“城”的功能，最具象征意义的要数设在武昌城内的贡院，它既是封建士子十年寒窗，一朝题名的出头之地，也是封建统治集团选拔青年才俊充实官僚阶层的考选之所。正统的封建文化观念在这里集中展示，站在高大的城墙上俯视广大农村的封建官员也从这里走出。可以说城墙既是物质的防御堡垒，更是封建时代的精神世界。与武昌和汉阳这两座“城”相比，汉口这座“市”则显得比较另类，它的存在和发展都主要是商业推动的结果。作为明清以来因商业因素而成为“市”的典型，汉口的城市功能一开始就具有非政治化倾向。汉口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地方行政中心，而只是一个附属于省、府和县的地方政权的商业性市镇，早期汉口城区布局完全是自然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生态产物。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对汉口进行详细的研究后断言：汉口城市鲜见政治功能色彩，“没有从政府那儿获得认可和照凭”，不仅政府极少甚至根本不干预汉口的市政事务，而且“市政高级官员也很少真正地干预该城的事务”[8]。虽然基于非政治化功能架构，汉口商业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并成就了一代商业名镇，但它政治地位低下，城市影响力低，难以进一步发展。
    武汉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在前，“市”在后，城市的商业功能在发展初期就表现出独立于城市其他功能独自发展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城”、“市”分离的特点，尽管三镇在各自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影响上均达到了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高峰，然而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总体背景下，城市发展被置于不受重视的角落，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引盐、漕粮贸易外，政府根本无意于对城市商业、行政和文化功能进行整合和发展，三镇城市功能单一和分散。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后，包括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等在内的一系列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使武汉的城市功能日益复合化。汉口由一个单纯的区域性商品交换中心向现代金融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同时发展的近代国际性商业港口转化。武昌和汉阳过去主要是作为行政首府或防御要塞而存在，随着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等现代化工业企业的创建以及兰陵街、平湖门等地劝业场的举办，工商业职能逐渐凸显。民国初期，随着一批现代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企业的设立，武汉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加之这一时期武汉现代市政制度的确立和市政事业的进步，武汉这座传统的区域中心逐渐演变为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大都会。1926年12月国民政府北迁至汉口，汉口这座历史上行政级别极低并远离政治的商业埠头一跃为具有国际政治影响的“赤都”。不久，国民政府宣布武汉三镇统一为“京畿区”，武汉在行政制度和市政体系上最终完成了整合，也标志着武汉城市功能复合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现代交通、电信、文教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城市功能也越来越强，真正成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中心、生产要素的集中地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与农村相比，城市在科学发展、生产设备、劳动技术、资金、物流、通信、市场容量、人力资源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能产生巨大的聚集效应和经济利益，成为所在地区经济的增长点。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日益增强，城市作为行政中心的色彩日益淡化，人们已不再简单地将城市与行政中心划等号。当城市成为工业社会生产的承担者和组织者，成为社会化大生产在地区分工和空间联系上的纽带时，城市不仅对内吸引资金、人才、物流、信息、技术，而且对这些要素进行汇集，由此产生能量聚集和放大效应。随着城市功能的复合化，城市的各种功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具体的城市功能按照城市整体功能的目的发挥作用，每种城市功能的性质和作用受其在城市整体功能中的地位和规定性的影响，必须服从城市全部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20世纪是城市的世纪。19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只有13.6%，而到2000年该数值达到47%。20世纪也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20世纪前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社会，至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这一进程还在快速发展，201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应当达到50%，205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70%。[9]如果说20世纪以前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那么经过20世纪中国城市化运动后，中国已逐渐进入到“都市社会”中。城市化的结果是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乡村是主体，城市实际上是乡村的附庸，现在城市已构成网络，乡村依附于城市发展。随着20世纪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我国将会进入一个完全城市化的时期，届时城市和乡村的面貌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也由此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