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陶成章“居北京，观察大势”，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事实，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政府“非境遏之奴隶，则情欲之奴隶，非崇拜古人之奴隶，则必抑承白人之奴隶耳”。于是抱定以暴力手段，实行“中央革命”的宗旨，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朝廷。
    徐锡麟也是在甲午战争开始后，在严峻和残酷的现实刺激下，从书房走向社会，关注和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救亡图存问题。他很快地意识到帝国主义的魔爪不仅紧紧地掠取我国的领土，而且还以保护教堂为名，对我国实行公开武装占领。徐锡麟为中国命运而深深担忧。1893年，他在《问罗马为帝大利所踞，教皇权势已去，而中国教祸反剧，其故何在？》一文中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教会联系起来。徐锡麟胸怀悲愤，面对现实，他认为：“生中国之地，为中国之人，以为中国除害”（13），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四万万民众，联袂而起，“以刃击刃，以毒攻毒。”（14）与侵略者决一雌雄。他愤怒怦击“坐视危亡，甘心和戎”的投降派，坚持反对偏安论。
    1903年2月，徐锡麟东渡日本。当时正值清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压制破坏留日中国学生的拒俄爱国运动，而留日学生炽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染着徐锡麟。他当即参加了这些爱国运动，捐款资助，并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革命者，相谈颇洽，深受影响。于是“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长”。1904年，徐锡麟到上海经同乡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秋瑾童年时代就耳闻目睹了英、法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视帝国主义的种子。1904年秋瑾东渡日本后，便结识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黄兴、陶成章以及鲁迅等人，爱国之心更加炽热，她当时写的《感时》一诗中道：“瓜分惨祸展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用沉痛的笔调写出国破家亡时自己迫切企望报国的心情，表达了她要抛弃个人的一切，奋力救国的壮志。她的代表作《宝刀歌》中“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则更明确地表现出她使用武力推翻清朝、复兴中华的主张。陶成章回忆说：1905年秋瑾自日本回国后，曾找见他“叩以运动事”，他因考虑到秋瑾系女性，劝其不要加入组织，但秋瑾恳切地坚决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定以天下为己任。他非常感动，便同意她加入光复会。（17）
    章太炎早年埋头“稽古之学”。甲午战争后，使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维新变法。1900年，义和团运动掀起，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一伙的卖国主义原形也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的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过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张园国会”上，章太炎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1903年6月，章太炎因宣传革命，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续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⑩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很显然，这些革命志士正是为了深入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创立光复会的。
    三、接受近代西方共和思想的产物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现实危险，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势日盛，中国的有识之士学习日本向往已久，加上西方国家距我遥远，而日本只一水隔，来去方便，因而日本特别是国都东京就成了中国留学生出洋考察者的集中地。绍兴的爱国之士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鲁迅等人也到日本留学、考察，决意以爱国、维新之弦，弹奏出“英雄大志”的宏曲。（20）这些光复会的骨干到了日本，呼吸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新鲜空气，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欧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学说，使其在国内萌发起来的民主革命思想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更加坚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仰，把反清排满斗争提高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度。陶成章到日本后，广泛浏览了当时出版的中外书籍，大大开阔了眼界，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他在《中华民族消长史》中说：“六十年来，大地门户尽辟，万国严如比邻，黄白登于一堂，断不容中国昏昏长睡，生老病死，而与天地终古。我国当震醒幼梦，刷其精神，与白色人种，共逐太平洋之浪，而交战学本界、工艺界、铁血界中，求争存于世，而垂裕而后昆”。说明陶成章的反清“排满”已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含义了。
    蔡元培在创立教育会目的时也说：“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实行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我辈欲造共和的国民必造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他所建立的理想国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显然是受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影响的缘故。
    徐锡麟在日本同样深受西方共和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经济的迅速发展，感触很深。他从日本回国后积极鼓吹“法国革命”，并在《光复军告示中》明确宣布，革命为“誓扫妖气，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表明了他对民主共和国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