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有过辉煌的历史，却又沉疴积痿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人们深深思考着的问题。探讨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对我们评估传统文化，构建未来文化不无借鉴意义。
    孙中山所使用“文化”一词的涵义十分广泛，在1895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文治”、“以文教化”这一类，后来他亦在此意义上使用过。1922年他在桂林学界欢迎会上说：自秦汉以后，“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们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①在此，“文化”一词的含义显然是指“文化--精神论”。1924年他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则把我们过去“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都看作是我们“很好的根底和文化”，认为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这些“固有精神”②。从“文化”的概念出发，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对“固有智能”的肯定
    所谓“固有智能”，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智”，即“固有的知识”，“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政治哲学”③；二是指“能”，即“固有的能力”，也就是指古人曾所具有的非凡的才能，这又突出地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的古代文明上。孙中山认为，要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和地位，就必须恢复我们民族的那种“固有知识”和“固有的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对“固有智能”加以肯定。
    那么，究竟孙中山对“固有智能”是怎样进行肯定的呢？
    首先，看其对“固有知识”的肯定。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之道，即孙中山所说的“固有知识”或“政治哲学”，其根本点是修身，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④。因此，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⑤”。在孔子看来，修身就要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从而修成一种比较独立的“人格”。孟子则从“性本善”，即从人性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一个人修成完善人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认为人只要通过对本性“善”的发扬，“人皆可以为尧舜”⑦。传统文化中那种通过修身而养成一种初步独立的“人格”，把它推到“治国平天下”就是一种“国格”，“国格”概念实际上便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人格”和“国格”观念，是孙中山吸取的重要思想资料。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讲演中，不惮其烦地对中国古代的“固有知识”进行肯定，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真谛”。他说：“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把一个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⑧。因此，孙中山强调国人都应从修身做起，磨炼意志，砥砺品德增进知识，以达治国平天下，即建成真民国之目的。
    孙中山强调每个人都应努力去修身，但他认为，在当时，修身对于革命党人、军人、学生尤为重要。因而他对这三者的修身尤为重视，为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尽相同的修身要求。对于革命党员来说，他认为，修身首先必“正心”，以树立起高尚的人格。若不“正心”，党员只“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这就必然会丧失人心，而“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因此，孙中山一再向党员郑重指出：党员一定要“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⑨。对军人的修身，孙中山认为，关键是要修“智、仁、勇”军人之精神。以使自己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舍生以救国”⑩。对于学生，孙中山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救国大志。因为学生求取学问应该是为了“拿学问来救国”，“图国家之富强”。学生如果不立大志，那么“十年窗下任你读书几许卷，终亦无补于国家，只一书锥而已”（11）。因此，孙中山要求学生一定得“学问志愿两者并行”，以修成大器，服务于国家。这样，就使孙中山所提倡的修身与儒家的修身，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目的上都有了根本的不同。
    其次，看其对“固有能力”的肯定。孙中山说：“我们除了知识外，还有固有的能力，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是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能力是怎么样呢？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12）。“在心性方面”，中国古时的考试制度，“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13）；中国古时的监察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14）；中国的文字，其历史已“逾五千年”（16）；在物质文明的方面，孙中山说：“自古制器尚象，开物成务，中国实在各国之先。而创作之物，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一而足”（17）。他曾以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磁器、丝、茶等为例，反复证明了古人具有卓越的创造能力。认为“如果从前的中国人没有能力”，“便不能发明”这些东西。“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中国人固有的能力还是高过外国人”（18）。
    我们知道，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崇古主义者，他对“固有智能”的肯定，是为了恢复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地位，是服务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他在对我们民族的“固有智能”进行肯定时，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不足，认为当时外国机器发达，科学昌明，而中国“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因而指出要“用我们的本能”，去“学外国人的长处”（19）。这就使他把对“固有智能”的肯定与向西方学习相结合，并把他自己与那些夜郎自大者从根本上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