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固有道德”的扬弃
    “固有道德”即旧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孙中山所说的固有道德，主要是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说：“讲到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20）。这些伦理准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经过长期的修补、凝固，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处世待人和追求自身完善的圭臬。一方面，由于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对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亦起过帮凶的作用。因此，孙中山认为，对这些旧道德，“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1）。
    忠，是传统道德里一个重要的德目，它所包涵的内容虽多，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即指“忠于君”。《论语》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忠，以及“临之以在则敬，孝慈则忠”的忠，其义都是指忠君之道。针对这种“忠”，孙中山说：“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所谓忠君的；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当然“不忠于君”，但“还是要尽忠”，“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个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22）。这样传统道德里以忠君为主要内涵的忠，经孙中山改造，成为了一种以“忠于国”、“忠于民”为基本内容的新型政治道德观。
    孙中山论孝，是把它同忠字联系来加以论述的。他阐述道：“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所谓“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便是一死”（23）。就是说，国民能为国、为民“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才算是“把忠孝二字讲到了极点”，这样国家便能富强起来。因此，孙中山在此所讲的孝，其含义显然是等同于“忠于国”、“忠于民”的忠。
    关于“仁爱”，孙中山说：“中国古来学者，言仁者不一而足”（24）。古时言仁者虽多，但精细研究的首推孔子。到孔子时期，仁才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把它与“爱人”联系起来，提出“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也”（25）。孔子的这样仁爱思想后来被孟子继承并加以了发挥。但孔孟的仁爱是有等级、亲疏之分的。墨子则提倡“爱无差等”的“兼爱”。对于中国古代丰富的仁爱思想，孙中山说：“据余之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26）。孙中山在此所说的仁爱，即“公爱”，显然更接近于墨子的“兼爱”。但他认为，传统的伦理思想里虽有“公爱”之思想，而无“公爱”之“实行”，只是“徒托空言”。因而那只能算是“救人之仁”和“救世之仁”，即只能算是“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之仁”和“救济众生”的“宗教家之仁”。因此，他要提倡第三种“公爱之仁”，即“救国之仁”。“何谓救国？即志士爱国之仁，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专为国家出死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27）。但要达到这种“仁”，“须有一定之主义”，只有心中有了一定的主义后，“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主义维何？三民主义是也”（28）。在他看来，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等“革命先烈，前仆后起，视死如归，即为主义而牺牲”的楷模，是“救国之仁”的典范。这就使传统论理中的仁爱思想，被孙中山改造成为近代中国广大仁人志士为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于“信义”，孙中山说：“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信用”（29）。孙中山在此把传统道德里的“信义”运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中，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旧道德的改造，但在旧道德里，信往往与忠联在一起，义常与礼搭挡，这就需要我们去细心地分析、选择。而孙中山对此却未能论及，这就使其对“信义”的改造，难免显得过于粗糙。
    关于“和平”，孙中山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廉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30）。又说，中国与印度的交通自东汉以来就已经开始，“彼此以和平相往来”，“互相钦敬，互相爱慕”，“更可以证明中国的民族性是和平的，不是空言”（31）。从孙中山所论及的和平内涵来看，它不仅是指中国人的一种天性，或说民族性，或固有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是指一种国与国相处的基本准则。这自然是传统德目里“和平”的内涵所覆盖不了的。《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32）。就是说一个人如能使自己常保持“中和”的境地，就能随时通达而左右逢源，而要达此善境，则必须拥有“平直”的心境，在日常行为中则必须“温良恭俭让。”这种要求人们在修身养性时所应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与孙中山所论及的和平，显然是具有很大区别的。